案例信息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号：（2023）最高法民申2707号
裁判时间：2024年1月30日
入库编号：2026-08-2-108-003
关键词：民事 借款合同 股东债权 衡平居次规则 滥用股东权利 劣后债权 破产程序
导 读
一、基本案情
二、裁判要旨
三、再审研析
四、实务提示
一、基本案情
中某置业（嘉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某置业公司）成立于2018年1月11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股东为上海某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某服务中心），持股99%，另有一名自然人股东持股1%。
2018年5月30日，中某置业公司通过司法拍卖以2.53亿元取得案涉在建工程，价款已支付。同年9月5日，某服务中心与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银行）签订《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将3.4亿元作为委托贷款资金存入某银行，委托其以银行名义发放贷款，并约定贷款风险由某服务中心自行承担，某银行不承担赔偿或担保责任。同日，中某置业公司、某银行、某服务中心三方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贷款3.4亿元，用途为归还借款及后期建设，年利率自2018年9月至2021年9月依次为13%、15%、18%，并以案涉在建工程设定最高额抵押，逾期利息按委托贷款利率上浮150%计收。中某置业公司实际收到贷款约327387000元。
贷款期限届满后，中某置业公司未还本付息，某服务中心于2021年9月以该公司为被告、某银行为第三人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归还本息并主张对案涉抵押物优先受偿。2022年2月28日，中某置业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破产管理人作为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某服务中心向管理人申报的债权金额占全部申报债权的60%以上，经法院释明，其将诉请变更为确认债权。中某置业公司抗辩称，某服务中心以股权与债权相结合的方式投资，存在滥用股东地位、转嫁风险的故意，案涉借款应认定为破产程序中的劣后债权。因案涉借款在破产程序中的清偿顺位存在争议，故某服务中心诉请确认其对中某置业公司享有贷款本息债权，并主张就案涉抵押物优先受偿。
二、裁判要旨
（一）三级法院裁判结论
本案一审、二审、再审法院均认定案涉贷款实质为股东借款，在破产程序中应作劣后处理，某服务中心不得就案涉抵押财产优先受偿。
具体而言：一审法院仅确认某服务中心对中某置业公司享有贷款本金327387000元、利息83208827.83元、逾期利息24178202.66元、律师费240000元的债权，驳回其其他诉讼请求，未支持某服务中心关于优先受偿权的主张；二审法院虽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但改判集中于利息的计算标准，对优先受偿请求同样未予支持；再审法院经再审审查，驳回某服务中心的再审申请。
（二）再审法院裁判理由
再审程序中，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某服务中心是否可就案涉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再审法院认为其不具有优先受偿权，理由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二十条第一款（该条已被2023年修订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所吸收）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实践中，股东实际投入公司的资本数额与公司经营所需不相匹配，公司资产明显不足以支撑正常经营时，股东不向公司增加资本投入，而是操控公司向其借款，以该借款作为公司经营的主要支撑，其目的是以股东借款代替股东投资，在公司出现破产等经营风险时，可以以债权人身份收回相关款项，否则，其作为股东只能在公司全部债务清偿完毕后就公司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这种以股东借款代替股东投资的做法，实质是将股东利益置于公司外部债权人之上，向外部债权人转嫁股东的投资经营风险，属于股东滥用权利的表现。对此，可结合具体情况将该股东借款认定为劣后债权，不允许其与其他普通债权平等受偿，亦不允许其就公司提供的特定担保财产优先受偿。此即学理上的“衡平居次”规则。该规则在《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8〕53号）中亦有相关体现，纪要第三十九条规定，关联企业成员之间不当利用关联关系形成的债权，应当劣后于其他普通债权顺序清偿，且该劣后债权人不得就其他关联企业成员提供的特定财产优先受偿。
本案中，中某置业公司注册资本仅为2000万元，通过融资收购2.53亿元的土地项目以开发房地产，公司资本数额与经营所需明显不相匹配，属典型的资本显著不足情形。某服务中心作为中某置业公司的控股股东，委托银行向该公司贷款，但资金系由某服务中心提供，贷款不能偿还的风险亦由该中心而非受托银行承担，受托银行仅收取代理手续费，故该贷款实质是某服务中心给中某置业公司的股东借款。某服务中心就该股东借款约定高额利息，并在中某置业公司的核心资产上设立抵押权，实质上是利用股东地位将公司经营风险转嫁给外部债权人，损害外部债权人利益，故在中某置业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该股东借款应被认定为劣后债权，不得就案涉担保财产优先受偿。
三、再审研析
本案中，再审法院结合公司法规定及学理上的“衡平居次”规则，对股东以金融机构为通道向公司借款的行为作了穿透性审查及评价，确认了基于该类型借款形成的债权在破产程序中具有劣后性，同时突破了抵押权的优先效力，认定此种情况下不得优先受偿。
（一）委托贷款的穿透认定
委托贷款的形式特征是“资金出自委托人、名义归于受托人”，受托银行不承担借款人的信用风险。正因资金与风险均源自委托人，当委托人同时是借款人股东时，该笔融资则与股东直接借款并无差异。在股东借款的穿透认定中，通常会考察：资金来源（放贷资金是否实际由股东提供）、风险归属（借款人不能清偿的风险由谁承担、受托人是否仅收取通道费用）、交易目的（该笔资金在公司资本结构中的功能定位，是补充营运的外部融资，还是替代股东本应投入的资本）等因素。
本案中，法院亦是通过前述因素综合判断，得出了最终裁判结果，具体为：
（1）控制关系，即债权人系公司控股股东（本案持股99%）；
（2）资本显著不足，即股东实际投入的资本与公司经营所需明显不匹配（本案注册资本2000万元，对应2.53亿元的项目取得成本，比例约7.9%，并另有3.4亿元融资需求）；
（3）以借代投，即公司经营资金主要依赖股东借款，股东未选择增资而选择借款，客观上保留了在风险发生时以债权人身份收回款项的可能；
（4）破产程序与损害后果，即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且该安排损害外部债权人利益（本案某服务中心申报债权占全部申报债权的60%以上，若允许其优先受偿，外部债权人的受偿空间将被实质压缩）。
（二）劣后债权不得优先受偿
需要注意的是，本案中，法院认定劣后债权后，进一步确认：某服务中心不得就案涉抵押财产优先受偿。即不仅不允许某服务中心与其他普通债权平等受偿，亦不允许就公司提供的特定担保财产优先受偿。
原因在于：其一，别除权的基础是其所担保的债权，债权本身因滥用权利而被调整分配顺位时，担保权的行使亦失去正当性基础；其二，若允许劣后债权就核心资产优先受偿，“劣后”将徒具形式——本案担保物即项目核心资产，公司主要价值集中于此，一旦优先扣减，普通债权人几无受偿可能；其三，允许股东“小额出资＋大额借款＋全额抵押”的安排，等于承认股东可以完全规避投资风险，与公司法第二十条（现2023年修订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目的相悖。
对于抵押权，本案的处理方式是：否定优先受偿的效果，而非否定抵押合同的效力，亦未认定抵押设立行为可撤销。即抵押权在形式上仍然存在，只是在破产分配中不能产生优先受偿的结果。相较于径行否定担保物权，这一路径较为克制，也更易与物权法定、公示公信原则相协调。
（三）衡平居次的规范依据
我国现行法未就衡平居次作出明文规定，其规范依据呈“分散支撑”的格局：
一是公司法上的滥用权利禁止规定。2018年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现2023年修订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确立了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不得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一般义务，本案即以该款作为规范落脚点。
二是破产法上的相近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六条对股东以特定债务抵销作出限制，其中包括股东因滥用股东权利或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所负的债务，其规范意旨与衡平居次相通；《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三十九条则明确关联企业成员之间不当利用关联关系形成的债权应劣后清偿，且不得就其他关联企业成员提供的特定财产优先受偿。
三是民法上禁止权利滥用的一般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为认定权利滥用提供了判断因素。即对于滥用民事权利，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行使的对象、目的、时间、方式、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的程度等因素作出认定。
比较法上，该规则源自美国破产实践中的“深石原则”（Deep Rock doctrine），其核心是在破产分配中对控制股东的不当债权作劣后处理，以矫正控制权滥用造成的利益失衡。
由此可见，我国虽未以成文法形式确立衡平居次原则，但公司法上的滥用权利禁止、破产法上的相近规则与民法上的禁止权利滥用条款，已构成支撑该规则适用的规范基础。本案的意义不止于确认一项清偿顺位，更在于将分散的规范整合为一套可操作的判断方法，从而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可复用的分析框架。
四、实务提示
当公司自有资本明显不足以支撑经营、资金主要依赖股东借款时，该借款在破产中将面临劣后风险，其上的抵押担保亦不能保障优先受偿。因此，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时，应注意以下事项，避免被认定为权利滥用：
其一，出资与借款应各归其位。项目所需资金中属于资本性投入的部分，应以增资方式注入，使注册资本与项目规模相匹配；确需以借款方式提供的，应有合理的商业理由（如阶段性资金周转），并在交易文件中体现市场化条件。
其二，利率安排应审慎。本案约定年利率13%、15%、18%逐年递增，明显高于同期市场融资成本，客观上强化了以借款方式优先获取公司收益的印象，成为认定滥用权利的佐证之一。
其三，避免就核心资产设定担保。股东借款附设抵押，是本案被认定为向外部债权人转嫁风险的关键事实。融资确需担保的，可考虑由第三方提供担保等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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