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衔接的困境与突破 | 发现原创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与风险经济，其高效运行离不开完善的退出机制与风险分配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破产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制度，承担着优化资源配置、化解系统性风险、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功能。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破产法律体系存在结构性缺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为解决企业市场化退出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自然人破产制度的缺位使得市场主体制度呈现“半部破产法”的尴尬局面。特别是在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占据市场主体绝对多数的现实背景下，企业债务与经营者个人债务往往相互交织，缺乏协调机制的局面不仅制约了困境企业的有效拯救，也阻碍了“诚实而不幸”的创业者获得经济重生。

当前，随着深圳、厦门等地个人破产试点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已于2025年9月12日公开征求意见，如何实现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制度的有机衔接，已成为健全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本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试图探索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制度衔接的理论基础、实践路径与制度设计，为构建统一、协调的市场主体退出与拯救机制提供有益思考。

破产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历经从古代债务惩罚主义到现代债务救济主义的演进。从历史演绎进程看，西方各国破产法大多遵循先有个人破产法，再扩展至企业破产的立法路径。罗马法时期的《十二铜表法》即存在个人债务执行规则[1]，中世纪欧洲商事习惯法形成了个债集体清偿程序，而现代破产法则在个人更生基础上发展出企业重整、免责等制度理念。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仅规范企业法人破产，自然人破产长期缺位，直至2021年《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出台才开启个人破产试点，2025年厦门条例进一步探索个人与企业破产衔接机制。在此背景下，学界对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的定义存在多维度讨论。

个人破产的立法模式选择存在“一般破产主义”与“商人破产主义”之争。徐阳光教授主张采用一般破产主义，制定统一适用于所有自然人的个人破产法，认为不宜区分商自然人与消费者[2]；而早期研究则倾向于商人破产主义，强调债权人利益保护和信用经济培育，避免照搬西方债务救济理念[3]。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实践，采用一般破产主义，构建统一自然人破产制度更为合适。因此，个人破产是指自然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时，经法定程序（清算、重整或和解）清理债务，在符合诚实条件前提下获得免责并接受一定期限权利限制的法律制度。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2条的规定，企业破产的核心原因可具体拆解为以下三种法定情形：一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即债务人已全面停止偿付到期债务，且缺乏足够的现金流量以履行其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到期应付的债务义务；二是“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指企业的全部资产价值低于其对外负担的全部债务总额；三是“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此为对“资不抵债”状态的进一步补充与限定，表现为企业虽在账面上资产大于负债，但因存在资金严重不足、财产无法变现、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等客观情形，实质上已无法清偿债务。企业破产即指企业法人因出现上述第一种情形并且出现第二种或者第三者情形时，进而通过重整、和解或破产清算等法定程序处理其债务关系的法律制度。

笔者在实务过程中真实遇到的几个案例凸显了个人与企业破产制度割裂所导致的现实困境。

案例一，某制造业企业因经济下行陷入困境，企业主以个人房产抵押并向银行贷款，同时以个人名义进行民间借贷以维持公司运营。贷款逾期后企业主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尽管企业在预重整中被评估具有持续经营能力，且因其稀缺的生产资质获得投资人注资意向，但投资人要求企业主继续持股并参与经营。然而由于预重整程序仅能解决企业债务，无法免除企业主个人的担保责任与民间借贷债务，企业主最终拒绝配合，导致重整失败。

案例二，某房地产企业破产前曾安排员工以个人名义贷款供公司使用。破产清算过程中，尽管员工能够证明贷款用于公司经营，但这些债务仍被认定为个人债务，仅能作为普通债权在企业破产程序中按比例受偿。由于破产财产不足，员工债务无法得到全额清偿，引发持续群体性事件，导致破产程序陷入停滞。

案例三，同样来自房地产行业，实际控制人一家三口因企业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试图通过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豁免债务。但由于家庭成员户籍地分散分属多地法院管辖，且个人债务清理程序与企业在审破产程序也分属不同法院管辖，信息互不相通，加上申请条件苛刻，最终无法实现债务清理。

上述案例共同揭示了当前制度下“企业破产而个人责任不免”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具有挽救价值的企业因实际控制人或关键责任人受困于个人债务而无法顺利重整；另一方面，为企业经营背负债务的个人（包括企业主、员工等）缺乏有效的法律途径获得救济，不仅挫伤了其积极性，更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构建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程序的衔接机制，允许在特定条件下对企业相关个人债务进行一并清理和公平豁免，已成为畅通市场主体退出渠道、优化营商环境、实现实质公平的迫切制度需求。

在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尚处于探索与试点阶段的背景下，立法与实践并行，都在探索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之间如何衔接，特别是在司法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典型案例，为个人与企业破产程序的衔接提供了宝贵的实证经验。这些案例不仅生动展示了制度衔接在解决现实困境中的巨大价值，也为未来相关立法和司法规则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样本。

我国个人破产制度正通过地方试点稳步推进立法探索。自2021年《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实施以来，个人破产实践积累了重要经验。2024年，深圳破产法庭已通过个人破产帮助147位债务人及其家庭摆脱债务困扰[4]。在这一背景下，2025年8月26日厦门市通过的《厦门经济特区个人破产保护条例》标志着制度探索进入新阶段，该条例将于2025年11月1日正式施行，成为国内第二部个人破产地方立法。厦门条例的一项重要创新在于率先系统规定了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的衔接机制，明确设立“个人与企业法人合并破产”特别程序。这一设计直指实践中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普遍存在的个人与企业财产混同、债务交叉的现实困境，通过程序合并与实体合并相结合的方式，一体化处理企业法人与其投资人、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关联债务，有利于厘清责任财产、提高清偿效率、避免程序冲突，并防止债务人利用法人独立地位逃废债务，为化解因企业经营失败导致的个人连带债务危机提供了制度供给，但缺乏细则，在实践中仍可能出现适用不明等问题。

最新的破产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因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个人债务人可以依照企业破产法集中清理债务。该条款如果最终审议通过，将在厦门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实施范围扩展到全国。当然，草案在实施细则上仍有待明晰，笔者将在后文详细探讨。

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严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5]，是探索个人与企业破产程序衔接的典范之作。该案通过创新的“企业破产+企业主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协同联动模式，成功化解了因企业与个人财产高度混同而引发的复杂债务问题，不仅使濒临绝境的企业主重获新生，也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面对严某及其公司复杂的债务困境，遂昌县人民法院在充分听取债权人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审慎研判，决定将严某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与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进行衔接，一并予以处理。这一处理方式的核心在于，通过协同联动将原本相互独立的两个程序合并处理，从而有效解决因财产混同导致的债务清偿难题。法院先对严某的偿债能力进行了全面评估，结合其提交的市场调研材料和创业计划，依法认定其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在此基础上，法院积极运用多种破产制度工具，为严某搭建债权人协商平台，并深化法院与银行的协作，协助严某向银行争取到了年利率7.75%、分期五年归还的30万元“重整贷”资金。同时，严某也全力自筹资金11.75万元，并利用正在进行“企业破产+企业主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这一积极信号，说服某电商平台出资合作，共同创办传统豆腐加工作坊，成功盘活了其二次创业的计划。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平阳县人民法院办理的蔡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6]，作为全国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的案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案精准地回应了企业破产程序中普遍存在的自然人连带责任担保债务问题，通过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为因企业经营失败而陷入巨额债务困境的“诚实而不幸”的股东提供了有效的司法救济，生动诠释了个人破产制度在保护创业者、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蔡某案的成功办理，不仅为解决类似案件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面对蔡某的困境，平阳法院于2019年8月12日裁定立案受理其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指定温州某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法院通过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这一“类个人破产”程序，为蔡某提供了一个与债权人平等协商的平台。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蔡某以宣读《无不诚信行为承诺书》的方式，郑重承诺其财产申报的真实性，并表示愿意承担不诚信行为的法律后果。管理人则积极发挥协调作用，促成蔡某与全体债权人进行沟通协商。最终，蔡某提出了一个极具诚意的清偿方案：在18个月内一次性清偿3.2万余元，清偿比例约为1.5%。同时，为了体现对债权人利益的长期保障，蔡某还承诺，在该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的六年内，若其家庭年收入超过12万元，超过部分的50%将用于继续清偿全体债权人未受清偿的债务。这一方案充分考虑了蔡某的实际偿债能力和未来的收入预期，在保障其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债权人的利益。

尽管我国在个人与企业破产衔接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来看，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既有来自法律制度层面的宏观障碍，也有源于司法实践操作层面的微观难题。正视并解决这些挑战，是推动我国个人破产制度走向成熟、实现个人与企业破产程序顺畅衔接的关键所在。

当前，我国个人与企业破产衔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顶层法律制度的缺失与不完善。我国现行的《企业破产法》仅适用于企业法人，并未涵盖自然人，因此被称为“半部破产法”。虽然深圳、厦门等地通过地方性法规或司法文件的形式，对个人破产制度进行了试点探索，但这些地方性规定在法律效力层级上较低，且适用范围有限，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规范的个人破产法律体系。新公布的破产法修订草案进一步明确了企业关联破产个人债务可以通过破产程序集中清理，但具体实施细则仍待通过后续立法明晰。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各地法院在处理个人与企业破产衔接问题时，往往只能依赖于对现有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或者通过创新的司法实践来填补制度的空白。

即使涵盖个人破产的新《破产法》得以审议通过，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个人与企业破产程序衔接机制，仍然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难题。比如，对于个人与企业人格混同的标准，有的法院以资产不可能分离为标准；有的法院着重考量资产分离时间和费用是否与预期结果相匹配；还有的法院从保护债权人利益角度出发，将资产分离的时间和费用是否会影响债权人净资产变现作为判定因素。[7]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个人与企业破产程序的衔接，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模式：一是分别受理、分别审理，但在财产分配等环节进行协调；二是将个人破产程序并入企业破产程序，或将企业破产程序并入个人破产程序，进行合并审理；三是将个人资产纳入破产财产，或将企业资产纳入个人破产财产，进行统一分配。这些不同的衔接模式，各有利弊，适用于不同的案件情形。例如，在财产高度混同的情况下，合并审理可能更有利于实现公平清偿；而在财产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分别审理可能更能保障程序的独立性和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因此，未来的立法和司法解释，需要对不同衔接模式的适用条件、启动程序、审理规则、财产分配原则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引。

相比于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个人与企业实质合并破产中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破产程序终结后个人剩余债务免除可能会鼓励个人与企业财产混同的行为，引发个人在过度负债情况下的道德风险问题，造成个人滥用该制度逃废债的局面，损害债权人利益。特别是在中小企业中，因为中小企业多为家族制经营企业，企业的所有权、控制权和管理权相互重叠，容易出现个人财产与企业财产高度混同的情况，企业主往往将个人资产用于企业经营将企业资产用于家庭生活。[8]因此，在中小企业中更容易出现财产混同的情况，因此也更需要将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衔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个人破产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提供救济，帮助其摆脱债务困境，实现经济再生。然而，这种救济不能以牺牲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为代价。在个人与企业破产程序衔接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好债权人利益保护与债务人救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方面，要防止债务人利用破产程序恶意逃废债务，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这就要求建立严格的债务人财产申报、审查和监督机制，加大对不诚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对债务人施加过重的负担，使其在破产后仍无法摆脱债务的阴影，失去重新开始的勇气和机会。这就要求在制度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债务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和未来发展需求，为其保留必要的财产和收入，并提供必要的信用修复和创业支持。只有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利益平衡点，个人破产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其社会价值，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的有效衔接，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和现状的评述，可以看出，尽管当前面临诸多挑战，但司法实践的积极探索已经充分证明了制度衔接的巨大价值。展望未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动个人与企业破产衔接机制的完善。

解决当前所有挑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个人破产的立法进程。首先，借助《企业破产法》修改的契机确立个人破产制度，是最为理想也是最具现实可行性的立法路径[9]。一部统一的《破产法》将为个人与企业破产的衔接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和明确的法律依据。破产法修订草案仅规定了企业破产中承担连带责任的个人债务可以合并审理，建议本次修法将调整范围扩展到全部的商自然人，即代表我国民营经济大多数的个体经营者。立法应充分吸收和借鉴浙江、深圳等地的试点经验，对个人破产的适用范围、申请条件、审理程序、免责制度、失权与复权等核心问题作出系统、全面的规定。同时，应在立法中明确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衔接的原则和基本框架，为司法实践提供清晰的指引，结束当前“无法可依”的探索状态，确保制度的统一性、权威性和可预期性。

个人与公司实质合并破产有利于兼顾各方主体利益，优化市场退出机制，实现破产制度的效率价值。[10]在立法层面，以《厦门经济特区个人破产保护条例》及《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中规定的个人与企业法人合并破产程序为基础，继续完善细则，积极探索和构建个人与企业破产的程序合并模式。针对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企业主与企业财产混同、债务交叉的复杂情形，单一的分别处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现实需求。立法可以规定，在满足特定条件（如财产高度混同、债务相互关联、企业主对企业拯救具有决定性作用等）下，允许或强制将企业破产程序与企业主的个人破产程序进行合并审理。合并模式应明确管辖权、管理人指定、财产与债务的界定、个人与破产企业债务抵销权行使、个人财产偿债与生存权保护的冲突、债权人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等具体操作规则，力求在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公平清偿与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之间找到最佳平衡。

在完善个人与企业破产衔接机制的过程中，构建系统且可操作的“诚实而不幸”债务人认定机制，并强制引入“债务人财产混同专项审计”程序，是有效识别诚信债务人、防止逃废债的核心保障。具体措施包括：其一，建立多维度客观认定标准，除审查隐匿财产、虚构债务等明显欺诈行为外，还应综合评估债务人经营决策的合理性、个人与企业财产分离情况以及危机发生后的配合态度，严格区分市场风险与恶意投机。其二，强化公权调查与信息核验，推动法院及管理人与税务、银行及支付平台建立数据共享机制，运用技术手段追踪资金流向与关联交易，重点核查企业主通过虚假交易掏空企业后申请个人破产等行为；同时，借鉴《厦门经济特区个人破产保护条例》的“诚信调查”原则，强制启动财产混同专项审计，由法院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债务人个人与企业间资金流向、资产互用、担保关系及公私消费记录进行穿透式核查，通过中立技术手段在前端建立事实查明与风险隔离机制，为法官提供裁量基准，避免空泛道德评判。其三，明确法律后果与程序衔接，对诚信债务人依法豁免债务并辅以信用修复；对企图逃债或刻意制造财产混同者，不仅拒绝免责，还应视情节承担罚款、强制清偿等责任，以此在操作层面实现保护债权人权益与救助诚实债务人的制度平衡，维护市场退出机制的公信力。

构建贯通个人与企业的破产信息共享平台，并建立相应的信用修复机制，有助于强化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同时为诚实债务人重返经济社会提供制度通道。当前可着力推动全国企业破产信息公示平台与个人债务清理信息、金融征信系统实现有效对接，逐步公开破产程序、管理人信息及债务豁免等关键内容，增强破产事务的透明度。与此同时，法院在审结个人破产案件并对诚实债务人准许免责后，宜及时将相关法律文书推送至征信机构，助力其信用记录更新与修复，减轻过往债务困境对重生的制约。此外，对于利用破产程序逃废债的债务人，可在依法认定后对其本人及关联企业采取相应限制措施，在融资、市场准入等领域形成失信约束合力，逐步构建“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破产社会效应。

个人与企业破产衔接是一个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复杂性的课题，需要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双向互动。个人与企业破产制度协调立法是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发挥制度合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的现实选择。[11]一方面，司法实践应继续发挥“试验田”的作用，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不断积累处理复杂案件的经验，为立法和理论研究提供鲜活的素材。另一方面，法学理论界应加强对个人破产制度基础理论、比较法研究以及衔接机制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司法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通过建立常态化的交流平台，促进法官、学者、管理人、律师等各方主体的对话与合作，共同推动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及其与企业破产衔接机制的不断完善，为构建更加成熟、稳定、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贡献力量。

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的衔接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重要环节，也是当前破产法修订的核心议题。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的有效衔接，能够为市场主体提供全面的债务清理机制，特别是解决小微企业主和个人独资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债务困境，实现企业债务与个人债务的协同处理。这不仅有利于鼓励创新创业，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提供经济重生机会，也有利于提高债务清理效率，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

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的衔接机制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立法、司法、行政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只有通过多方面的协作配合，才能建立起既符合国际惯例又适应中国国情的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衔接机制，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