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硕秋
事故发生6年后的大败 2026年2月20日，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联邦法院确认了2025年8月的陪审团判决：特斯拉需为一起2019年的致人死亡和重伤车祸赔偿2.43亿美元（其中2亿美元为惩罚性赔偿）。此判决是全美范围内，特斯拉首次在与辅助驾驶(“Autopilot”)直接相关的车祸致死案中败诉。 （笔者注：此处Autopilot直译本应为自动驾驶。但结合特斯拉的产品说明和免责声明，以及“自动”在一般语境下“不需人为干预”的内涵，Autopilot甚至更高级的完全自主驾驶(“FSD”)付费功能，似翻译为辅助驾驶更为妥当。） 车祸发生在2019年4月25日。案件中的特斯拉车主驾驶其2019款Model S以100公里时速通过路口。当时特斯拉的加强辅助驾驶(“Enhanced Autopilot”)开启，却在车主弯腰去捡手机时高速撞上停在路肩的一辆SUV，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原告并未否认车主过错，但主张特斯拉应独立承担部分责任，因为其辅助驾驶系统在超出其设计运行范围的道路上仍可启用，并且对驾驶员监测措施不足。此外，原告还主张特斯拉对辅助驾驶的营销误导了消费者，使其产生了关于安全性和自主性的错误印象，从而鼓励驾驶员在系统无法应对的条件下过度依赖该系统。 主观恶性：明知风险而选择无视 根据佛罗里达州州法，原告在向陪审团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之前，必须初步证明被告存在故意不当行为或重大过失(“intentional misconduct or gross negligence”)。长期以来，佛罗里达州法院一直将这一门槛描述为类似于刑事鲁莽(“criminal recklessness”)，对于原告挑战较大。特斯拉辩称，原告并未达到这一严苛的标准。作为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并不为鲁莽驾驶者造成的伤害向全世界提供保险”，由于其并未表现出“对他人生命的漠视”，惩罚性赔偿金额应为零。对此，法院对此持有不同意见。法院认定有关特斯拉对辅助驾驶营销口径的证据，在结合了有关设计选择和警告措施的证词后，足以让陪审团得出结论：该公司故意无视了已知的安全风险。 两种产品缺陷理论均支持陪审团 佛罗里达州允许原告通过以下两种测试之一来证明产品存在缺陷： ● 消费者预期测试：考量产品表现是否达到了普通消费者所预期的安全程度； ● 风险与效用测试：权衡产品的风险与其带来的收益。 在此案中，法院认为两种测试都允许陪审团合理判决特斯拉败诉：例如，辅助驾驶系统在非设计条件下启动违反了普通消费者的预期。另一方面，从风险收益权衡角度，特斯拉如果采用更严格的运行设计域（ODD）限制等可行替代方案，或许能减少可预见的产品误用。 证据排除：营销材料或为巨额惩罚性赔偿导火索 原告试图引入一系列特斯拉的其他事故作为证据，以证明特斯拉早知产品缺陷和同类事故。然而，法院以不当引起偏见(“unduly prejudicial”)为由，排除了大量“其他事故”证据，仅允许提交一小部分与本案事实具有“实质相似性”的同类碰撞事故。这一裁决对特斯拉颇为有利。然而另一方面，法院允许原告援引特斯拉关于辅助驾驶的营销材料，这对特斯拉的打击十分沉重，对于原告最终得到巨额惩罚性赔偿有重大帮助。 思考和前瞻 自2019年本案案发以来，特斯拉乃至整个AI硬件行业的产品设计无疑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例如，今天的辅助驾驶或者完全自主驾驶恐怕已无法在“非设计条件下”启动。根据笔者的经验，特斯拉现在可以实时评估车辆硬件在恶劣客观环境（比如大雾暴雨等）的实际能力，并相应限制辅助驾驶或完全自主驾驶功能。此外，特斯拉对驾驶员的监测措施也堪称“体贴入微”，对于驾驶员的分心行为随时提醒和发出警报。另一方面，特斯拉相关营销材料也已随产品和监管环境改变历经多轮迭代。如果类似的案件发生在今天，势必对于法官和双方律师都带来更多崭新的挑战。 从制造商角度来看，此案的启示或在于，在辅助/自动驾驶乃至更广阔的AI硬件领域中，未来诉讼可能不再聚焦于操作者是否犯错，而更多在于制造商是否通过设计监控和营销手段，为预判并防范事故风险做出了足够的努力。类似本案中双方承认的驾驶员过错，可能也会落入“可预见的操作”失误范畴，难以成为制造商“无过错”的强力辩护理由。 声 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得视为发现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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