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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防卫过当沦为纸上谈兵——正当防卫认定的逻辑误区与重构 | 发现原创

2026-11-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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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元辉、宋奕静




引 言

正当防卫作为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呈现“成立范围过窄、防卫过当认定过宽”的现象。这根植于双重困境:实体上,结果无价值论的“结果→行为”思考进路将防卫限度判断简化为损害结果的比较,导致唯结果论盛行;程序上,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建立在脱离证据现实的理想模型之上,沦为纸上谈兵。二者叠加,实质上是加重了防卫人的行为义务,偏离了鼓励正当防卫的立法本意。本文通过检讨防卫过当判断标准的理论争论,批判结果无价值论的思考进路,对照德国刑法第33条出罪式的设计,主张重构防卫过当的认定逻辑,避免将自证危险转嫁给防卫人,最终使正当防卫制度摆脱“沉睡条款”的命运。

关键词:正当防卫;防卫过当;结果无价值;必要限度;出罪;立法技术



一、问题的提出


2025年1月30日,农历大年初二,山西长治。六十岁的申红良不会想到,一只被邻居拴在路边的土狗,会把他拖入一场改变两个家庭命运的刑案。当天下午,他的儿子被邻居郭勇刚家的狗咬伤,气恼之下将狗摔死。申家主动报警、联系社区协调,希望化解纠纷;然而郭家媳妇一句“打狗还得看主人”,让事态急转直下。当晚七时许,郭家多人来到申家门外,砸碎玻璃、踹开大门,涌入院内。在持续二十余分钟的冲突中,申红良被多人围住、逼入墙角,混乱中抓起窗台上一把剔骨刀胡乱挥刺,致郭勇刚失血性休克死亡,另有三人受伤。2025年11月,该案在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指控申红良,认为其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构成防卫过当;辩护人则坚称,面对多人深夜破门入室、持械打砸,其反击属于正当防卫。


这并非孤例。从2016年于欢“辱母杀人案”、2018年昆山“龙哥反杀案”,到涞源反杀案、唐雪案,再到今日的申红良案,每当一起反杀命案进入公众视野,舆论的追问总是惊人地一致:为什么明明是自卫,却被追诉?正当防卫的认定,究竟错在哪里?


我国刑法第20条第1款明确规定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第2款将防卫过当限定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第3款还规定了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无过当防卫。从立法文本看,1997年刑法较之1979年刑法,通过增设“明显”“重大损害”等限定语并确立特殊防卫制度,已经作出了十分有利于防卫人的规范设置。[1]然而,立法的善意在司法实践中被严重消解。有实证研究表明,1999年至2018年的二十年间,法院认定为正当防卫的刑事判决书为0份,认定为防卫过当的为38份,且其中相当比例属于径行根据防卫结果认定过当的唯结果论。[2]正当防卫条款由此长期背负着“沉睡条款”乃至“僵尸条款”的恶名。


围绕这一追问,既有研究已从两个维度分别检讨:实体法研究聚焦于“唯结果论”的认定误区,批判以损害结果倒推防卫行为的逻辑;程序法研究则揭示正当防卫在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上的困境。然而,两条线索长期各自推进、缺乏贯通。本文在既有理论基础上进一步认为,防卫过当的认定,实际陷入“实体上结果倒推、程序上纸上谈兵”的双重困境:所谓结果倒推,是指以防卫造成的损害结果为核心与思考起点,反过来评价防卫行为本身是否过当;所谓纸上谈兵,是指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建立在一个脱离证据现实、无法操作的理想模型之上。二者虽分属实体与程序,却共同指向同一后果——加重防卫人的行为义务,扭曲正当防卫制度“鼓励公民与不法侵害作斗争”的价值根基。将二者统合为整体性框架,并据此寻求统一的重构方案,正是本文试图推进之处。



二、结果倒推:正当防卫认定的实体逻辑误区


正当防卫认定失范的实体根源,在于一种以结果为核心与思考起点的进路。劳东燕教授对此有精准的诊断:实务中唯结果论的做法,与结果无价值论的内在逻辑高度契合;结果无价值论的兴起,为唯结果论的做法提供了理论根据。[2]在结果无价值论的框架下,违法性的实质在于法益侵害,防卫行为是否过当,取决于所保护的法益与所损害的法益之间是否基本相适应;于是,防卫造成的死亡或重伤结果,便成了判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一“结果→行为”的思考进路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其一,它以损害结果的比较取代了行为本身的判断,使必要限度这一要件丧失独立的意义与地位。其二,它预设了防卫人应当事先掌握一套精确的行为规范——知道该打哪个位置、刺哪个部位,仿佛正当防卫是一场可以事先计算胜负的拳击比赛。车浩教授尖锐地指出,司法者往往把侵害人与防卫人的争斗关系类比于拳击比赛,无形中适用“公平竞赛”规则——对方用拳,你也只能用拳;对方停止,你也必须停止;而这种将防卫场景视作拳击比赛的潜在观念,正是正当防卫沦为僵尸条款的重要原因之一。[3]然而危险之所以需要防卫,恰恰在于它具有现实的迫切性与疑难复杂性;要求身处恐惧之中的普通人作出精准的定点还击,无异于强人所难。


于欢案的一审判决,是这一进路的极端标本。山东聊城中院以“于欢和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为由,彻底否定了防卫的前提,判处无期徒刑。陈兴良教授在系统梳理本案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后,归纳出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四个认识误区:其一,只能对暴力行为防卫,对非暴力侵害不能防卫;其二,只有暴力侵害发生的一刹那才能实行防卫;其三,只要双方打斗就是互殴,就不是防卫;其四,只要发生死伤结果,就是防卫过当。[4]这四个误区环环相扣,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结论——用结果的严重性否定了行为的防卫性。


当然,对唯结果论的诊断亦需接受实证的检验。刘崇亮以行为限度与结果限度的规范要素为变量,建立防卫限度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考察后发现,司法实践对防卫限度的判断并非唯结果论,其对行为限度的判断因素并不均衡,对结果限度的判断也并非简单以上一层级较重的损害结果为据;据此主张对重大损害结果进行级差量化的精准判断,坚持法益衡量之下价值与事实的一体化判断。[5]这一发现提示我们,防卫限度认定的异化,与其说是结果压倒一切,不如说是一种更为隐蔽的规范要素失衡——行为的规范评价与结果的事实评价之间缺乏清晰的位阶与衔接。综上,本文认为,防卫过当认定的实体误区,症结即在于以损害结果倒推防卫行为,使行为限度的规范评价退位于结果的事实比较。



三、纸上谈兵:防卫过当认定的程序证明困境


在实体误区之外,本文进一步从程序维度审视防卫过当的认定。如果说“结果倒推”是实体逻辑的偏差,那么“纸上谈兵”则是判断基准与证明现实之间的断裂。


在防卫过当判断标准上,刑法理论长期存在基本相适应说、必需说与折衷说之争,在“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两个条件的关系上,又有一元论与二分说之分野。张明楷教授基于结果无价值一元论,主张不应当区分为两个要件而应作一体化综合判断;[6] 而二分说则认为二者是两个独立要素,前者为行为过当,后者为结果过当,应分别判断。高巍教授指出,一元论与二分说均存在不合理之处,主张构建阶层式的防卫过当判断规则:第一阶层是必要限度的质的判断,采取必要说,从有效性与最小强度手段两个方面判断防卫行为的违法性有无;第二阶层是量的可罚性判断,将“明显”与“重大损害”作为关联判断素材作整体性判断,从而区分不罚的防卫过当与可罚的防卫过当。[7] 这一阶层式方案,为行为限度与结果限度的衔接提供了更为精致的规范结构。


与判断标准之争相关联,两高一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法发〔2020〕31号)第2条明确要求“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8] 这一规范,正是对事后理性人标准的立法回应。


然而本文认为,即便判断基准被纠正为行为时的一般人标准,证明的现实困境依然存在。防卫过当的认定,需要还原时间、地点、人物、场合、起因、经过、结果等一系列因素;而稍微复杂的案件中往往没有监控,只能凭口供等主观证据还原经过,被害人与证人出庭在刑事程序中几乎难以实现。当如何还原事发经过本身都成问题时,要求司法者对防卫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作出精确判断,便不可避免地成为纸上谈兵。以醉酒驾驶为镜鉴:醉驾之所以能够一刀切,在于它只需一个客观数值——血液酒精含量,即便标准“伤及无辜”也可承受;而防卫过当需评价的因素远为复杂,却缺乏一个可操作的客观锚点。理想化的认定模型与匮乏的证据供给之间的巨大落差,正是防卫过当认定失范的程序性根源。



四、限制还是鼓励:正当防卫的价值立场之问


实体逻辑与程序困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价值追问:法律对正当防卫,究竟是限制还是鼓励?这一追问,直接触及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


在正当化根据上,存在两条根本对立的进路。结果无价值论从优越利益原理出发,试图在所保护法益与所损害法益的权衡中寻找阻却违法的根据,其逻辑结论必然是要求防卫造成的损害与侵害的损害基本相当,从而在制度上为防卫设置严格的比例约束。有学者对此提出系统批判,主张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应定位为“个体权利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防卫人不仅是在保护自己的法益,更是在确证法秩序本身。[9] 陈兴良教授则从我国刑法的特殊性出发指出,由于我国刑法将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正当防卫与自卫防卫、防卫他人相并列,法秩序维护便直接成为决定正当防卫本质的要素。[1]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简洁的判断标尺:法律对正当防卫究竟是限制还是鼓励,只需看它是减轻了还是加重了行为人的义务。有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法确证”内涵的辨析——徐万龙通过对“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这一法谚生成路径的考辨指出,我国“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这一裁判规范,它并非要求防卫人退避忍让的行为规范,而是旨在要求司法机关积极适用正当防卫条款出罪,以间接履行其抗击不法、维护法秩序的义务。[11]这一辨析极具启发性:它意味着“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约束对象首先是司法者,而非防卫人。以此标尺审视司法实践中的“义务倒挂”现象,问题便昭然若揭:当一群人已经提着棍棒要殴打你,司法实践却要求作为被害人的你,去证明自己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受到了威胁,这究竟是在鼓励你勇敢反抗,还是在变相要求你束手待毙?要求防卫人自证危险,实质上是把本应由国家承担的证明负担,转嫁给了正在遭受不法侵害的防卫人。



五、入罪式与出罪式:立法技术的比较与重构方向


《德国刑法典》第32条第1款规定正当防卫不违法,第2款规定:为使自己或他人免受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而实施的必要的防卫行为,是正当防卫;第33条则规定:防卫人由于慌乱、恐惧、惊吓而防卫过当的,不负刑事责任。[12]对照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两相比照,一个关键差异凸显出来:德国采取的是出罪式的规范设计,中国采取的是入罪式的规范设计。


在出罪式的规范设计下,防卫人只需证明自己当时存在惊恐等心理状态,即可免除刑事责任,无需再为防卫造成的后果承担罪责。陈璇教授在系统考察德国刑法防卫限度理论后指出,德国的立法例将情绪性过当明确排除出罪责评价,体现了对人性弱点的体谅。[13]而在入罪式的规范设计下,防卫人虽可主张减轻或免除处罚,但前提是已经被认定为应当负刑事责任,其证明起点被置于过当的推定之上,防卫人不得不面对通过事后结果反推当时心态的复杂证明。


应当指出,“入罪式与出罪式”的规范差异既有研究已从不同角度触及:陈璇教授系统考察德国防卫限度理论,指出德国以第33条将情绪性过当排除出罪责评价;[13]赵国强教授从防卫过当性质之双重性出发,主张我国引入对惊恐型防卫过当有条件不予处罚的制度;[14]梁根林教授更明确提出,可将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的防卫过当解构为“有责防卫过当”与“免责防卫过当”,后者虽不能阻却违法但可阻却责任、不构成犯罪。[15]不过,上述研究多以责任论、制度论上的“免责”“不罚”等语词呈现,尚未从立法技术层面提炼出一对可贯穿的范畴。本文尝试在前文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防卫过当的立法重构,应在坚持现行框架的同时,借鉴德国出罪式设计的逻辑,明确引入针对因惊恐、慌乱、恐惧而逾越限度的防卫行为的出罪路径,从规范源头降低防卫人的证明负担与罪责评价成本。



结  语


从于欢案到昆山案,从涞源案到申红良案,每一次对正当防卫的争议,都是社会对公平正义的一次叩问。昆山案中,检察机关依据刑法第20条第3款认定于海明属于特殊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公安机关依法撤案,赢得了全体认同。只要司法者真正站在防卫人的立场,设身处地考量其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与恐惧,正当防卫制度完全可以、也完全应当被激活。



参考文献

[1] 陈兴良:《正当防卫教义学的评析与展开》,《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2期。

[2] 劳东燕:《结果无价值逻辑的实务透视:以防卫过当为视角的展开》,《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期。

[3] 车浩:《昆山启示录:正当防卫不是拳击比赛而是抗击侵略》,《刑事法判解》2019年第1期。

[4] 陈兴良:《正当防卫如何才能避免沦为僵尸条款——以于欢故意伤害案一审判决为例的刑法教义学分析》,《法学家》2017年第5期。

[5] 刘崇亮:《正当防卫限度的规范解释与实证考察》,《法学杂志》2024年第4期。

[6] 张明楷:《防卫过当:判断标准与过当类型》,《法学》2019年第1期。

[7] 高巍:《防卫过当的阶层式判断规则》,《法学研究》2023年第6期。

[8]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法发〔2020〕31号);另参见姜启波:《〈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20年第8期。

[9] 劳东燕:《防卫过当的认定与结果无价值论的不足》,《中外法学》2015年第5期。

[10] 陈兴良:《正当防卫教义学的评析与展开》,《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2期。

[11] 徐万龙:《重构正当防卫的法理基础》,《环球法律评论》2024年第1期。

[12] 德国刑法典[M].徐久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13] 陈璇:《德国刑法中防卫限度的理论和实践》,《人民检察》2020年第23期。

[14] 赵国强:《论防卫过当性质之双重性——以防卫过当之正当性为视角》,《澳门法学》2022年第2期。

[15] 梁根林:《防卫过当类型的教义学建构》,《清华法学》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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