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倪云
引 言 “辩护与代理”是《刑事诉讼法》中直接承载辩护权、确立被追诉人程序主体地位的核心章节。自1979年立法以来,该章历经1996年、2012年、2018年三次修正,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从审判阶段前移至侦查阶段,权利清单逐步加长;但与此同时,“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的“三难”问题始终未获根治,辩护权在相当程度上仍是一项“纸面权利”,与一线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体验之间存在显著落差。2026年10月22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对“辩护与代理”一章(第三十四条至第四十九条)作出密集修改,涉及在押人员委托辩护的转达机制、法律援助的审前延伸、值班律师的权利清单、辩护律师的知情权与会见权、诉讼代理人的阅卷权,以及申诉控告的书面答复机制等。本文以过去实践中的突出问题为参照,从刑事辩护律师的视角,评析此次修正在“辩护与代理”章节上的进步与不足。 一、进步:对实践症结的实质性回应 此次修正并非简单的条文增补,其中若干修改直指长期困扰刑事辩护的实践症结,具有实质意义。 (一)会见权保障的措辞强化:从“安排会见”到“见到在押人员” 原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持证要求会见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该表述的症结在于:“安排会见”的行为指向是看守所单方的内部动作,实务中看守所以“需要报批”“办案单位未通知”“系统排号”等理由拖延“安排”、却拒不安排实际会见的情形屡见不鲜,四十八小时时常被异化为“四十八个工作日”乃至更久。修正草案将该款修改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保证辩护律师至迟在四十八小时以内见到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规范的行为指向从看守所的“安排”动作,前移到辩护律师“见到”在押人员的实体结果。这一措辞变化虽仅二字之差,却使辩护律师据以主张权利的规范依据更为清晰,为追究“拖延会见”的责任提供了更明确的标准。同时,草案新增“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求会见辩护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转达或者通过办案机关转达辩护人”,将被追诉人主动要求会见辩护人的转达义务予以明确,填补了原有规定的空白。 (二)在押人员委托辩护的转达机制细化 原第三十四条对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仅笼统规定办案机关“应当及时转达”,既无转达时限,亦无转达对象。实务中,在押人员要求聘请律师的意愿被“冷处理”、近亲属因不知情而无法代为委托的情形相当普遍。修正草案将该机制细化为三重时限与对象:看守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将要求转达办案机关;办案机关在收到要求后三日以内转达其监护人、近亲属或者其指明的律师、律师事务所。同时新增“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的辩护人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同意代为委托的,在会见时以书面形式解除代为委托”的权利。这一修改使“代为委托”这一实践中最常用的委托方式获得了规范支撑,也防范了“被动委托”可能引发的权利冲突。 (三)法律援助向审前阶段延伸 长期以来,法律援助的法定强制覆盖范围仅限于“盲、聋、哑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占刑事受案绝对多数、可能判处有期徒刑的普通案件,被追诉人能否获得律师帮助完全取决于其经济能力,律师辩护率长期低位徘徊,尤其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大量案件在“无律师参与”的情况下定型。修正草案新增规定:“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这是法律援助由“底线型”向“扩张型”转变的重要信号,将辩护力量向审前阶段前移,为“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提供了法律层面的接口。同时,草案将申请法律援助的主体由“本人及其近亲属”扩展至“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并明确“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又自行委托或者同意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的,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应当立即终止”,理顺了法律援助律师与委托辩护律师的衔接。 (四)值班律师权利的法定化与辩护人优先地位的回归 2018年确立的值班律师制度,实践中最大的问题是功能异化: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值班律师往往仅在签署具结书环节短暂到场,“见证人化”“形式化”问题突出,既无会见、阅卷,亦无对案情的实质了解,法律帮助流于形式。针对这一痛点,修正草案在两个方面作出回应:其一,明确值班律师有“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会见、阅卷等权利”,并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为值班律师行使上述权利“提供便利”,将值班律师从“签字背书者”向“法律帮助的实质承担者”方向校正。其二,将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在场条件由“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调整为“辩护人在场;没有辩护人的,值班律师在场”,确立辩护人的优先地位,值班律师仅在无辩护人时承担补充功能;同时新增“签署具结书过程应当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为自愿性审查提供客观依据。此外,草案明确值班律师的法律帮助范围增加“申请法律援助”一项,畅通了值班律师向正式辩护转化的通道。 (五)辩护律师侦查阶段知情权的扩展 原第三十八条关于辩护律师侦查阶段知情权的规定极为原则,仅表述为“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实务中侦查机关常以此为由拒绝告知具体案情,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信息真空”问题突出。修正草案将其扩展为“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以及当时已查明的该罪的主要事实,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变更、解除强制措施,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等案件有关情况”,将知情范围具体化为罪名、主要事实、强制措施变动、羁押期限延长等关键信息,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提供有效法律帮助创造了条件。与之相配套,草案在审查批准逮捕(第八十八条)、退回补充侦查(第一百七十五条)、提起公诉(第一百七十六条)等多个节点增加了对辩护律师的告知义务,使辩护律师对案件进程的把握更为及时。 (六)诉讼代理人阅卷权的明确 被害人诉讼代理人(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是否有权阅卷,法律长期未作明确规定,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多数地区以“法律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被害人代理律师查阅案卷,被害方的知情权与程序参与权严重受限。修正草案在第四十七条新增一款,明确“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的,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填补了这一长期存在的制度空白。同时,第四十六条明确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使被害方的律师帮助权获得法律依据。 (七)申诉控告书面答复机制的建立 原第四十九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检察院“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但对审查时限、是否答复均无规定,实务中申诉控告“石沉大海”、无果而终的现象相当普遍,该条款实际处于“休眠”状态。修正草案增加“在受理后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书面答复提出申诉或者控告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使辩护权救济由“单向受理”变为“双向反馈”,为辩护律师主张权利提供了可预期的程序出口,具有激活该条款的积极意义。 二、不足:文本进步与实效权利之间的距离 作为长期在一线办案的辩护律师,对此次修正的评价不能止于肯定其方向。若以“实效权利”的标准加以审视,此次“辩护与代理”章节的修改,仍然存在若干结构性不足。 (一)“可以”而非“应当”:法律援助扩围的强制性不足 这是此次修改最令人遗憾之处。修正草案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及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规定的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而非“应当”。对照现行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三款对特殊主体“应当通知指派”的强制性表述,这一用词差异意味着:立法并未为上述情形设定刚性义务,是否通知指派律师,仍取决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占比持续走高、办案机关追求诉讼效率的现实背景下,“可以”极易被操作为“通常不”,法律文本预留的扩围空间,很可能在实务中被“选择性适用”所消解。若不能将“可以”逐步落实为“应当”,则“律师辩护全覆盖”的目标仍将停留于政策倡导层面。 (二)“四十八小时”会见权仍缺乏程序性后果 草案虽将会见的规范指向由“安排会见”前移到“见到在押人员”,但并未为违反四十八小时会见时限的行为设定任何程序性法律后果。在没有证据排除、程序无效、司法惩戒等刚性制裁的情况下,“保证至迟四十八小时以内见到”仍然只是一项没有“牙齿”的义务规范。更关键的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会见仍需“经侦查机关许可”,这一许可的审查标准、时限、救济均付阙如,“三类案件”历来是会见权落空的重灾区,此次修正对此未作任何回应。此外,会见权被侵害后的救济路径依然单一——只能循第四十九条向检察机关申诉控告,而申诉控告的纠错效力本身即属“软约束”。 (三)值班律师制度的功能定位尚未解决 草案明确了值班律师“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会见、阅卷等权利”,方向正确,但并未触及值班律师制度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其一,值班律师的定位是“法律帮助”而非“辩护”,其介入深度、持续性与辩护律师存在本质差异,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对案件事实、量刑情节缺乏实质审查能力,难以承担“有效协商”的功能;其二,值班律师的派驻、经费、排班、考核由法律援助机构主导,其相对办案机关的独立性缺乏制度保障,“阅卷、会见”等权利的行使在实践中可能因经费、人力、时间制约而落空;其三,具结书签署环节同步录音录像虽被引入,但对录音录像的审查、异议程序未作规定,自愿性保障仍主要依赖形式确认。实务反馈所揭示的“大量值班律师仅在签署具结书环节短暂到场,缺少会见和阅卷,法律帮助流于形式”的问题,能否因一纸权利清单而改观,尚需观察。 (四)辩护权救济的“软约束”困境依旧 第四十九条增加的十日书面答复机制,值得肯定,但其本质仍是检察监督框架内的“答复”而非“裁判”。人民检察院“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的纠正意见,对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并无强制约束力;对“不纠正”的情形,法律未设定进一步的法律后果。辩护律师的核心诉求——被阻碍的权利能够在个案中得到实际救济(如通过排除因非法阻碍会见而取得的讯问笔录、撤销违法强制措施等)——在此次修正中并未得到回应。程序性救济的刚性不足,是“辩护与代理”章节乃至整部刑事诉讼法长期悬而未决的结构性问题,此次修正未能破题。 (五)侦查阶段知情权的实现仍缺强制保障 第三十八条虽然扩展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知情范围,但该“知情”仍高度依赖侦查机关的单方告知:法律并未为侦查机关不告知、拖延告知、选择性告知的行为设定任何法律后果。实践中,侦查机关以“侦查秘密”为由拒绝告知、以“正在侦查”为由语焉不详的情形并不鲜见,辩护律师据以提供法律帮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信息基础依然薄弱。知情权的实现,最终仍取决于办案机关配合的意愿。 (六)诉讼代理人权利仍不完整 第四十七条虽然明确了律师诉讼代理人的阅卷权,但诉讼代理人的整体权利配置仍不完整:诉讼代理人没有调查取证权,没有会见在押人员的明确法律依据(仅能参照第三十三条委托辩护的规定),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关键环节的知情权、发表意见权亦缺乏具体规定。被害方律师在“辩护与代理”章节中的地位,与辩护律师相比仍有明显落差,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实质性保障仍有待后续完善。 三、修正尚未涉及的部分:实践反映强烈而本次未触及的问题 如果说上一节所论“不足”,是指修正已经触及、但力度尚未到位的问题;那么本节所论,则是过去实践中反映极为强烈、而本次修正草案连条文都未作任何改动的事项。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或触及追诉权力与辩护权力对比的结构性失衡,或直接关系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安全。立法者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其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追问的态度。 (一)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三难”之一的“取证难”原封未动 “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并称刑事辩护“三难”,其中“取证难”尤具根本性。此次修正对“会见”有措辞强化,对诉讼代理人的“阅卷”有明确填补,唯独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现行法第四十一条)未作任何修改。该条确立的调查取证权至今仍受制于双重限制:向证人、有关单位和个人取证,须经对方同意;向被害人一方取证,须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经被害人同意。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的,是否启动完全由办案机关裁量,缺乏程序性保障与救济。实践中,证人普遍不愿、不敢向辩护律师作证,办案机关对律师的调查取证申请亦鲜少积极回应,辩护方几乎无法自行构建对抗性的证据体系,只能消极地“挑”控方证据的漏洞。这种证据能力上的根本不对称,是庭审实质化、有效辩护难以真正实现的结构性原因。修正草案对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证人出庭等均作了完善,却对辩护律师取证这一更基础的环节未置一词,殊为遗憾。 (二)辩护律师本人的阅卷权:“阅卷难”未获实质回应 “阅卷难”位列“三难”,历来是刑事辩护的高频痛点。本次修正虽然为“诉讼代理人”明确了阅卷权(第四十七条),但辩护律师本人的阅卷权(现行法第四十条)未作任何改动,其长期存在的主要障碍依旧:其一,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仍无任何阅卷权,只能依赖侦查机关单方告知的“主要事实”,侦查卷宗对辩护方封闭的格局未变;其二,同步录音录像、电子数据等新型证据是否属于“本案的案卷材料”、辩护律师是否有权查阅复制,法律未予明确,实践中多以“不属于案卷材料”为由拒绝;其三,卷宗电子化后,辩护律师查阅、复制电子卷宗的方式、范围、费用等缺乏统一规范,各地做法不一。这些被一线律师反复反映的问题,本次修正均未涉及。 (三)辩护律师执业安全:“律师伪证罪”的报复性追诉风险未获回应 刑事辩护律师执业中的最大隐忧,莫过于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俗称“律师伪证罪”)。实践中,个别办案机关在辩护律师积极行使辩护权、对证据提出异议后,转而以该罪名对律师立案追究,形成“你辩护、我抓你”的寒蝉效应,严重抑制了辩护职能的发挥。这一问题虽主要源于刑法条文,但刑事诉讼法本可以通过管辖回避(由原办案机关以外的机关立案)、立案前听取律师协会意见、明确合法辩护行为不构成犯罪等程序性安排予以化解。本次修正对此未作任何回应,辩护律师的执业安全仍缺乏来自程序法的制度性保障。 (四)侦查讯问律师在场权依旧缺位 侦查阶段是证据生成、口供固定的关键阶段,也是刑讯逼供、诱供、疲劳审讯等非法取证行为的高发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迄今未确立“侦查讯问时辩护律师在场”的制度,辩护律师既无法在讯问时及时阻断非法取证,也难以在事后通过有效渠道证明取证违法,这是“口供中心主义”屡禁不止、非法证据排除启动难的制度根源之一。本次修正虽然将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扩大至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并允许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但对“律师在场”这一更为根本的保障机制未作回应,辩护方对讯问合法性的监督能力依然薄弱。 四、结语:让“纸面权利”变成“实效权利” 客观而言,2026年修正草案对“辩护与代理”章节的修改,是历次修正中对辩护权保障着墨最多、方向最为正确的一次。会见权措辞的强化、法律援助的审前延伸、值班律师权利的法定化、诉讼代理人阅卷权的明确、申诉控告答复机制的建立,均直指过去实践中的真实痛点,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提供了更清晰的规范依据,也为个案中的程序性辩护提供了可援引的法律资源。 但同样必须清醒地看到:权利“写入法律”与权利“落地见效”之间,隔着司法体制、考核机制、经费保障、职业伦理等一整套实施结构。此次修正在法律援助扩围上的“可以”措辞、会见权与救济权的“无后果”状态、值班律师制度的功能悬置,以及对调查取证权、辩护律师本人阅卷权等“三难”问题的整体回避,恰恰说明:辩护权的实效化,不能依赖一次修正案的一蹴而就。作为刑事辩护律师,我们应当认真对待并积极援引此次修正提供的规范资源,在个案中主张会见权、知情权、阅卷权,推动文本权利转化为实效权利;同时也应当保持职业的审慎与批判,警惕“原则宣示”多于“机制刚性”的立法惯性,推动“辩护与代理”章节在未来走向真正的可执行、可救济、可追责。 声 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得视为发现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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