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江、甘哲楚、梅宸歌
同样参与一起职务犯罪，副校长的职务高于会计、出纳，是不是就一定要判得更重？ 在王江职务犯罪辩护团队办理的一起学校贪污案中，这曾是当事人和家属最担心的问题。Z某身为分管食堂的副校长，被认定参与共同贪污一百多万元。她面临的风险，不只是涉案金额较大，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职务上的“分管领导”，是否等同于在共犯中作用较大？ 更棘手的是：检察院最初没有认定Z某为从犯，量刑建议也在三到十年之间。经过精细化辩护，法院建议检察院调整相关认定和量刑意见，检察院随后修改了起诉书。最终，法院明确认定Z某系从犯，成功实现降档处理，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八个月。 01｜副校长、会计、出纳：谁的职位高，谁就责任更重吗？ 法院查明，该小学的校长、副校长Z某、会计和出纳，在食堂食材及办公用品采购中，通过抬高单价、虚列支出等方式共同侵吞相关款项；校长与Z某还涉及另外一笔食堂采购款项。Z某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共同贪污数额合计一百多万元。 通过精细阅卷，辩护人王江和甘哲楚发现，在主要一笔款项的分配中，Z某实际分得的款项明显少于校长、会计和出纳。更重要的是，从案件材料看，四人参与决策、操作财务和支配资金的具体方式并不相同。 依照贪污罪相关数额标准，一百多万元属于“数额巨大”，对应的通常法定刑幅度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卷入共同犯罪的Z某而言，刑期能否进入三年以下，关键就在于其实际地位和作用能否得到准确区分。 摆在辩护律师面前的难题是：Z某有副校长的职务身份，也分管食堂；而会计、出纳职务比她低。如果仅凭职务头衔判断主次，就可能出现“行政职务较高，刑事责任也一定更重”的结论。 02｜反复阅卷、会见、沟通：把“校长头衔”还原成具体行为 团队介入后，没有停留在“Z某分得的钱更少，因此应该轻判”的简单说法上，而是通过多次会见、反复阅卷，梳理各被告人的供述、相关证言和资金流向，将四个人的实际行为放在一起比较：谁提出套取资金，谁决定操作方式，谁掌握财务环节，谁决定资金分配，Z某究竟执行了哪些事项？ 逐项核对后，辩护团队形成了清晰的主从犯分析：相关套取资金的安排主要由校长发起、决策；会计和出纳承担账目处理、资金提取等关键财务操作；Z某虽分管食堂，但并非财务操作的决策、控制者，更多是在校长安排下与部分供应商进行衔接。 资金分配也提供了辅助印证：Z某实际分得的金额少于其他主要参与人。当然，分赃多少不能单独决定主从犯，但结合决策权、实施方式和资金控制情况，可以更完整地反映其实际作用。 对于另外一笔款项，辩护人同样围绕“谁提出、谁安排、谁执行”展开论证。经过多轮沟通和书面辩护，团队始终坚持一个判断：不能因为Z某是副校长，就忽略她与其他参与人之间真实的作用差异。 03｜从检方最初不认可，到法院建议修改起诉书 本案最重要的辩护突破，是让“从犯”从一个未获认可的辩护主张，变成最终被司法机关采纳的量刑情节。在审查起诉阶段，团队多次与检察机关沟通Z某的具体参与程度。检方对其作用相对较小的意见有所认可，但最初没有支持从犯认定，原本的量刑建议也没有进入三年以下。 进入法院阶段，王江职务犯罪辩护团队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围绕共同犯罪中的组织、决策、实施和利益分配，形成有针对性的书面辩护意见，并多次与法院沟通，反复说明Z某实际作用较小、依法应当认定从犯的理由。 经过这一阶段的持续争取，法院建议检察院将Z某认定为从犯，并相应调整起诉书及量刑意见。检察院随后修改相关文书，量刑建议才调整至两年八个月。也就是说，现存卷内的起诉书是经法院建议修改后的版本，不能据此认为检察院从一开始就认定Z某为从犯，更不能认为检察院最初就建议在三年以下量刑。 最终，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区分了各人的地位、作用：校长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属于主犯；Z某与其他参与人起次要作用，属于从犯。对于Z某的从犯、认罪认罚、退缴全部违法所得等辩护意见，法院明确表示予以采纳。 04｜从最初建议三年以上，到最终获刑两年八个月 Z某最终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八个月，并处罚金。对于一百多万元的共同贪污数额，最终刑期进入三年以下，体现了依法区分主从犯、综合认定从宽情节的实际意义。 本案的时间顺序必须讲清楚：最初的检察院意见没有认定从犯，量刑建议也不在三年以下；辩护团队在审判阶段多次沟通、坚持争取，法院建议检察院认定从犯并修改相关意见；检察院据此调整起诉书及量刑建议，形成了最终的量刑建议；法院最终也以两年八个月作出判决。 05｜签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律师还能继续有效辩护吗？ 认罪认罚具结书一签，有些家属便担心：律师继续争取更低刑期，会不会惹恼检察官、影响已获得的从宽？一些律师也有顾虑，怕强力辩护被视为推翻具结。 其实，认罪认罚与律师依法独立辩护，并非非此即彼。承认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保持真诚的认罪悔罪态度，不等于放弃对共同犯罪地位、作用及量刑情节提出专业意见。具结之后，律师仍可依法辩护。 Z某案就是如此。检察院阶段，检方虽未认定从犯，却认可其作用较小；Z某自愿具结认罪认罚，先争取从宽基础。进入法院阶段，王江、甘哲楚律师仍坚持从犯辩点，以阅卷证据为依据，多次与法院沟通，争取专业认可。最终，法院建议检方调整相关认定和量刑意见，检察院修改文书，将具结时未进入三年以下的量刑建议调整为两年八个月，法院作出相应判决。这正是在保持认罪认罚态度的同时，争取到比原具结时量刑建议更好的结果。关键是把握好“度”：专业、有证据支撑的沟通，并非必然遭到检察机关排斥。 06｜职务犯罪辩护的价值：防止最坏，争取最好 不少职务犯罪案件中，家属会有一个疑问：事实已经基本查清，当事人也认罪认罚了，律师还能做什么？ Z某案给出的答案很具体。首先，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不能任由职务身份取代证据判断，不能让实际参与较少的人，仅因“分管领导”的头衔就承担与其作用不相称的刑事责任。其次，争取最好的依法处理结果——通过会见、阅卷、梳理证据、与办案机关沟通、提交书面意见及庭审辩论，把有利于当事人的事实和法律理由推动到裁判认定之中。 从检方最初未予认可，到法院建议调整起诉书、量刑建议，再到最终确认从犯，靠的是对事实细节的反复核对，以及在关键阶段不轻易放弃有根据的辩护观点。 这也是王江职务犯罪辩护团队理解的职务犯罪有效辩护：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争取依法能够实现的最好结果。 声 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得视为发现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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