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云
引 言 对2026年修正草案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基本判断：这次修正是在“良法”方向上迈出了有实质意义的一步，这“一步”的意义在于它把一些长期停留在理论倡导层面的原则和制度方向写入了国家立法。 一、为什么说它迈出了“良法”的一步：修正触及了审前权力结构的几个真问题 刑诉法要作为“良法”的核心标准，不在于条文数量的增加，而在于法律是否以规范权力的方式保障权利。此次修正草案在以下几个点上，确实触及了审前程序中的结构性症结。 第一，将“禁止有罪推定”写入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具有规范起点意义 修正草案明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禁止有罪推定”。在此之前，“禁止有罪推定”更多是学理表述和司法政策语言，此番上升为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意味着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的行为逻辑都应当受这一原则的约束。对于辩护实务而言，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可以在程序性辩护中援引的规范依据，用以挑战那些“以口供为中心、以追诉为导向”的办案惯性。 第二，强制措施部分的修改，方向上是“压缩最容易异化的权力空间”。 草案明确监视居住作为减少羁押替代措施的定位，对无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不再采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是依法采取其他强制措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实践中长期面临“变相羁押”“侦查人员直接控制嫌疑人以获取口供”的批评，这一修改虽未废除该制度，但显著压缩了其适用空间。同时，草案要求审查批准逮捕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羁押必要性审查应当定期进行，并规定羁押期限即将超过可能判处的刑期时应当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这些规定指向的，正是审前羁押中“以押促侦”“久押不决”这两个最顽固的问题。 第三，辩护权保障从审判阶段向审前阶段延伸。 草案将法律援助扩展至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检察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同时明确值班律师有了解案件情况、会见、阅卷的权利，辩护律师要求会见的，看守所应当保证至迟在四十八小时内见到在押人员。审前阶段尤其是审查起诉阶段，是案件事实和证据格局基本定型的阶段，辩护力量在此前的缺位，是“庭审实质化”难以真正落地的原因之一。这一修改至少在法律文本上承认了审前辩护的独立价值。 这三个方面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不是简单的条文增补，而是触及了追诉权与辩护权在审前阶段的力量对比。在这个意义上，称之为“良法方向上的第一步”，是成立的。 二、“第一步”的限度：原则宣示与可执行规范之间的距离 然而，作为长期在一线办案的律师，不能因为方向正确就高估文本的规范效力。此次修正的“第一步”性质，恰恰体现在它仍然停留在原则层面的进步多于机制层面的刚性化。 以羁押必要性审查为例。草案规定“应当定期进行”，但定期审查由谁启动、审查的证明标准是什么、审查结论对办案机关具有何种约束力，文本并未给出足以改变实践权力格局的答案。实务中的现实是：辩护律师可以申请取保候审或羁押必要性审查，但“这些申请没有强制启动审查的效力，是否受理、是否变更，决定权仍在办案机关手中”。定期审查如果仍然是在办案机关主导的框架内进行，而没有赋予辩护方一个可强制启动的审查入口、没有设定“存疑时倾向于释放”的证明规则，那么它更可能成为一种程序性例行公事，而非有效的权利救济机制。 辩护权的修改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值班律师被赋予会见、阅卷权，但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功能异化问题，根源不在于权利清单不够长，而在于值班律师的介入时间、介入深度和独立性保障不足。正如实务反馈所揭示的，“大量值班律师仅在签署具结书环节短暂到场，缺少会见和阅卷，法律帮助流于形式”。权利写在纸上是一回事，权利能够在关键诉讼节点被实际行使并产生程序效果，是另一回事。 三、“善治”的缺口：不是法律不好，而是好的法律需要好的实施结构 “良法善治”作为一个整体命题，要求的不只是法律文本在价值方向上正确，还要求法律在实施结构中能够被权力行使者遵守、被权利享有者援用、被监督者有效审查。从这个标准看，此次修正草案在“善治”维度上的缺口，比在“良法”维度上的进步更为显著。 最突出的缺口在于程序性救济的刚性不足。 强制措施是否变更、羁押是否继续、指定居所是否适用，决定权高度集中于办案机关，辩护方的异议和申请缺乏强制启动审查的效力，也缺乏可预期的司法听证程序。在这种结构下，即使法律规定了“应当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听取之后是否采纳、不采纳是否需要说明理由、理由不充分是否可以寻求上级审查，这些“善治”所必需的实施链条并未在草案中得到充分回应。 第二个缺口是考核逻辑与法律逻辑的张力。 实务研究已经指出，“以打击数作为考核导向”的执法思维，使得“少捕慎诉慎押”在基层缺乏落地的组织激励。法律可以规定“确有必要”才能采取强制措施，但如果办案人员的职业评价仍然与刑拘数、报捕数挂钩，那么“确有必要”的解释就会向追诉便利的方向偏移。修正草案完善的是法律规则，但没有触及规则运行其间的组织激励结构。这不是刑事诉讼法单独能够解决的问题，但它决定了刑事诉讼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善治”。 第三个缺口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协商对等性。 草案将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列入修改范围，但实务中的核心矛盾——自愿性保障不足、意见听取形式化、值班律师无法承担有效协商功能——在修正草案的现有框架中尚未看到结构性的回应。如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仍然主要依赖具结书签署时的形式确认，而非建立在充分的证据开示、有效的律师帮助和实质的控辩协商之上，那么效率的提升就可能以程序正义的损耗为代价。 四、作为“第一步”的准确含义：它开启了什么，尚未完成什么 将此次修正定性为“良法善治迈出的第一步”，准确的解读应当是：它在规范层面确认了若干正确的方向，并为此后的制度演进设置了一个不可完全回避的起点，但它本身尚不足以被称为“良法善治”的实现。 它开启的是三个具有长期意义的规范锚点：禁止有罪推定作为统摄性原则，为后续的证据规则和程序规则提供了价值坐标；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与替代措施定位，为压缩审前羁押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滥用空间提供了法律依据；审前辩护权的扩展，为辩护重心前移和有效辩护的制度化开辟了入口。这些锚点一旦写入法律，后续的司法解释、实施细则和个案辩护就有了可以援引的规范基础。 它尚未完成的是使这些锚点具备“善治”所需的实施刚性：审查启动权的配置（辩护方能否强制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审查程序的司法化程度（是否引入中立裁判与听证）、权利救济的层级与后果（违反程序性义务是否导致证据排除或强制措施撤销）、以及考核与问责机制的同向调整。这些恰恰是“第一步”之后需要持续推进的议程。 从辩护维度看，对此次修正应当采取的态度是：认真对待它提供的规范资源，期望文本进步能推动实践改变。禁止有罪推定、羁押必要性审查定期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压缩、审前法律援助的扩展，都可以也应当在个案中被援引、被主张、被用来制造程序性争议。但“良法善治”的实现，从来不是一次修正案能够完成的事情。它取决于此后每一个审查逮捕环节是否真正听取并回应辩护意见，每一次羁押必要性审查是否真正以“是否有必要继续剥夺自由”为审查对象，每一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是否经受了独立审查。第一步已经迈出，但它迈出的方向是否正确，最终不取决于条文，而取决于条文在权力运行中被如何对待。 声 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得视为发现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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