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杨
引言：一张发票背后，真正需要审查的是什么？ 在涉税刑事案件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因法定刑较重、法律关系复杂、涉案金额往往较大，始终是企业经营者和财务管理人员必须高度关注的刑事风险之一。没有真实交易而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过不符合规定的交易安排进行进项抵扣，或者借助第三方企业开票完成资金与票据流转，都可能引发税务稽查，甚至刑事追诉。但在刑事辩护实践中，必须警惕一种简单化的认定逻辑：发票与实际交易不一致，不等于当然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涉案金额达到入罪标准，也不意味着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已经得到充分证明。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既要审查开票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虚开情形，也要结合行为目的、抵扣情况、国家税款损失及其他相关事实进行综合判断。2024年3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4号），对虚开行为的认定、入罪数额以及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的相关情形作出了进一步规定，为此类案件的定罪与辩护提供了重要依据。因此，面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风险，真正重要的不是简单判断“有没有虚开”，而是进一步厘清：虚开行为是否符合本罪的法定构成要件，涉案税额应当如何计算，行为人是否具有应受刑罚评价的行为性质，以及现有证据能否支撑指控结论。 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成立：不能止于发票形式审查 （一）虚开行为的法定认定情形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节达到法定标准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法释〔2024〕4号第十条进一步明确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行为的具体认定情形，主要包括：没有实际业务而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或者介绍他人开具相关发票；有实际应抵扣业务，但开具超过实际应抵扣业务对应税款的发票；对依法不能抵扣税款的业务，通过虚构交易主体开具相关发票；非法篡改相关发票电子信息；以及违反规定以其他手段虚开。 从实践情况看，风险较高的行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一是企业没有真实采购业务，却通过其他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进项抵扣；二是存在真实交易，但发票所反映的交易主体、业务内容或者税额超出实际应抵扣业务的范围；三是通过中间企业、关联企业或者第三方主体安排合同、资金及发票流转，以形式上的交易掩盖不符合规定的抵扣行为；四是明知相关交易不具备法定抵扣条件，仍通过虚构交易主体等方式取得专用发票。需要注意的是，真实交易并不当然排除虚开行为，发票形式存在瑕疵也不意味着必然构成犯罪。对于存在实际业务的案件，应当进一步核查交易主体、货物或者服务交付、合同履行、资金流向、发票开具及税款抵扣之间的关系，判断开票行为是否超出实际应抵扣业务范围，以及是否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具体情形。 （二）交易真实性、抵扣资格与税款损失，应当纳入整体审查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复杂性，在于发票、交易、资金与税款之间并不总是简单对应。某些案件中，合同签订主体、实际供货主体、收付款主体及开票主体并不完全一致；另一些案件则存在真实货物交付，但交易组织方式、开票路径或者抵扣处理不符合税收管理规定的情形。在此类案件中，不能仅凭发票开具主体与实际交易主体不一致，就直接得出构成本罪的结论；同样，也不能仅以货物真实交付或者资金真实支付为由，当然认定不存在虚开犯罪。关键在于将相关事实置于完整的交易链条中进行审查，查明实际业务内容、交易主体关系、法定抵扣资格、开票行为及税款处理情况。 对于刑事辩护而言，这意味着必须同时审查客观行为与相关证据：合同是否真实履行，货物或者服务是否实际交付，资金流向是否与交易背景相符，涉案发票是否用于抵扣税款，相关税款是否依法可以抵扣，以及税务机关对涉案税额的认定是否准确。只有将这些事实逐一查明，才能避免以单一形式要素替代对犯罪构成的整体判断。 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数额标准与法定刑 （一）入罪、升档标准及其他严重情节 根据法释〔2024〕4号第十一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相关发票，税款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定罪处罚；虚开税款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上的，分别认定为“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司法解释同时对无法追回的税款数额以及特定再犯情形规定了“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 需要特别注意，除上述虚开税款数额标准外，司法解释还规定了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情形：在提起公诉前，无法追回的税款数额达到三十万元以上的，可以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达到三百万元以上的，可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此外，五年内因虚开发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相关虚开行为并达到司法解释规定数额的，也可能适用相应的情节认定标准。上述规定应结合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的具体内容准确适用，不能将虚开税款数额、无法追回的税款数额及其他严重情节混为一谈。 （二）虚开税款数额不等于发票票面金额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中，必须区分发票票面金额与发票所对应的税款数额。司法解释规定的虚开税款数额标准，针对的是发票所对应的税款，而不是简单以发票价税合计金额作为入罪依据。因此，在涉案发票数量较多、交易跨越多个期间或者同时存在进项与销项虚开的案件中，税额核算往往直接影响案件定性与量刑。 辩护中，应当重点核查涉案发票的种类、税率、开票时间、对应业务及税额计算方式，审查是否存在重复计算、业务归属错误、进销项重复计入或者计算口径不一致等问题。对于同一购销业务名义下既虚开进项发票又虚开销项发票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应以其中较大的数额计算，不能机械地将两端数额相加。由此可见，数额审查并非单纯的财务计算，而是刑事辩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数额是否准确、计算方法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可能直接影响入罪判断、量刑档次以及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三、虚开案件的出罪与辩护：关键在于实质审查，而非事后补税 （一）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的行为，依法存在不以本罪论处的空间 与逃税罪存在特定的补税免刑机制不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并没有可以一概适用的“补税免刑”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虚开行为都必然构成该罪，也不意味着补缴税款、挽回损失等事实在刑事程序中毫无法律意义。法释〔2024〕4号第十条明确规定，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目的实施相关虚开行为，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且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不以本罪论处；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以其他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这一规定为部分案件的实质审查提供了明确依据。对于以虚增经营业绩、满足融资条件或者取得贷款为目的，开具相关发票但未用于骗抵税款，且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案件，应当依法审查其行为是否符合该项规定，而不能仅因存在不规范开票行为，就直接认定构成本罪。当然，主张适用该项规定，不能仅凭行为人事后陈述“没有骗税目的”，而应结合合同及业务资料、资金流向、发票用途、纳税申报记录、抵扣情况以及相关人员的沟通记录等证据，综合判断行为目的与实际税款处理情况。尤其需要区分的是，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是司法解释规定的相应条件，二者不能被简化为单纯的主观辩解。 （二）真实交易背景并非当然出罪，挂靠经营等情形应当具体分析 实践中，部分企业以挂靠经营、第三方代开或者多主体交易安排的方式开展业务。对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有真实交易就不构成虚开”，也不能仅因开票主体与实际交易主体不完全一致，就直接认定构成本罪。应当结合具体交易模式，审查实际交易是否真实发生、相关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开票行为是否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虚开情形，以及相关发票所对应的业务是否具备法定抵扣条件。对于真实交易背景下的开票安排，应当进一步区分交易主体不一致、开票手续不规范与实质虚构交易、超额开票等不同情形，避免将行政税务违规与刑事犯罪作简单等同。 同样，不构成本罪也不意味着必然不承担其他法律责任。司法解释明确，相关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以其他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案件审查既要防止不当扩大本罪的适用范围，也要根据具体事实判断是否涉及其他犯罪或者行政违法责任。 （三）补税、挽回损失与合规整改，可能影响案件处理结果 虽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没有逃税罪那样的特定补税免刑条款，但涉税案件中，补缴税款、挽回税收损失及有效合规整改，仍可能影响刑事处理结果。法释〔2024〕4号第二十一条规定，实施危害税收征管犯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行为人补缴税款、挽回税收损失的，可以从宽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这意味着，补缴税款与合规整改并非当然阻却犯罪成立的事由，但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可能成为争取从宽处理的重要因素。对企业而言，及时核实涉案税款、依法挽回损失、完善内部财务与税务管理制度，具有现实意义；对辩护律师而言，则应结合案件事实、行为人的作用、损失挽回情况及合规整改成效，依法提出相应的辩护意见。 四、老板、财务与中介人员的刑事责任，应当根据实际行为分别认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通常涉及企业负责人、财务人员、业务经办人员及居间介绍人员等多个角色，但参与开票流程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员当然承担相同的刑事责任。企业负责人是否组织、决定或者指使相关行为，财务人员是否明知并参与虚开，业务人员是否实际实施关键行为，中介人员是否明知他人实施犯罪而提供帮助，均应当根据具体证据分别判断。 对于企业负责人，应当重点审查其是否实际决策、是否明知交易安排及开票行为的性质，以及其在涉案行为中的组织、指挥和实施作用；对于财务人员，不能仅因其负责制作凭证、申报税款或者办理开票手续，就推定其具有犯罪故意，而应结合岗位职责、接触信息、具体操作及沟通记录，判断其主观认识与实际参与程度；对于中介人员，则应当审查其是否明知相关行为的性质、是否实施介绍或者协助行为，以及相关行为与涉案犯罪之间的联系。 单位犯罪与自然人责任的区分，同样需要依据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进行审查。企业实施相关行为时，应当结合单位意志、利益归属、决策程序及具体实施情况，依法判断单位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范围，不能仅以职务身份或者形式上的签字行为代替对实际责任的认定。 五、涉税刑事辩护的重点：把交易事实、税额计算与责任主体审查做扎实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有效辩护，不能停留在否认虚开或者强调企业经营困难，而应围绕犯罪构成与证据体系展开。首先，应当全面核查交易真实性、货物或者服务交付、合同履行、资金流向、发票开具及抵扣情况，明确涉案行为是否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虚开情形；其次，应当独立审查税额计算，核实涉案发票、税率、对应业务及税款数额，防止因计算口径错误影响定罪量刑；再次，应当区分企业负责人、财务人员、业务经办人员及中介人员的实际行为与主观认识，避免以岗位身份直接推定犯罪故意或者责任程度。 对于符合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等法定条件的案件，应当依法提出不以本罪论处的意见；对于不符合出罪条件但存在补缴税款、挽回损失、有效合规整改等情形的，则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依法争取从宽处理。律师越早介入，越有条件及时梳理交易资料、核查税额计算、固定有利证据，并在案件进入不同程序阶段时提出有针对性的法律意见。 结语：虚开案件的关键，不是发票表象，而是法律评价与证据证明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刑事风险不容低估，但严格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仍然是准确适用法律、查明案件事实并达到法定证明标准。发票与交易不一致，需要审查其具体性质；涉案税额达到标准，需要核实计算依据；存在补税或者整改，需要判断其法律效果；涉及多个参与人员，则必须分别认定其行为与责任。 专业刑事辩护的价值，不在于回避客观问题，而在于把每一个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查清，把每一项可能影响法律评价的证据审透，把每一个责任主体的行为放回法律规定的框架中进行判断。对于企业而言，规范交易、开票与纳税管理，是降低涉税刑事风险的基础；对于已经涉案的企业及个人而言，及时开展法律评估、依法保存真实业务资料、核实涉案税额并根据案件阶段采取适当措施，才是维护合法权益的现实路径。 检索关键词：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涉税刑事风险｜虚开税款数额｜骗抵税款｜刑事辩护｜企业税务合规 声明：本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及法释〔2024〕4号等规范撰写，旨在进行法律普及，不构成针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具体案件应结合实际交易、税款处理情况、相关证据及所处程序阶段综合分析。 声 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得视为发现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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