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中“推单”的走私犯罪认定研究与辩护思考 | 走私研辩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国家促进消费升级、便利居民生活的重要制度设计。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6〕18号）及后续完善性文件的规定，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在限值以内享受显著的税收优惠，关税税率暂设为0%，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取消免征税额，暂按法定应纳税额的70%征收。目前，个人消费者单次交易限值为5000元，年度交易限值为26000元。

以一件进口化妆品为例，假设某品牌化妆品单件完税价格为500元（计税价格大于10元/克，适用消费税），在一般贸易进口模式下，需缴纳5%的关税、13%的增值税及15%的消费税，合计税负约197.94元；而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模式下，关税税率为0%，消费税及增值税均按法定税额的70%征收，合计税负约94.23元，较一般贸易减少约52%，二者征税差额约103.71元。

上述税收优惠的适用具有严格的限定条件。根据《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商财发〔2018〕486号）的规定，强调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须属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内商品且限于个人自用，并满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收政策规定的其他条件。这意味着，税收优惠政策的目的在于便利个人消费者购买自用商品，而非为企业批量进口、再次销售提供税收通道。

从制度功能的角度分析，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税收优惠属于政策性减免税，与法定减免税存在性质上的区别。前者系国家基于特定政策目的——促进跨境电商新业态发展、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而给予的阶段性税收优惠；后者则系法律明确规定的普遍适用性减免。这一性质差异在走私罪认定中具有重要影响。政策性减免税所附着的监管条件，如三单比对，构成了享受税收优惠的程序性前提和实体性边界。行为人通过伪造三单信息规避这些监管条件，实质上是在不具备享受税收优惠资格的情况下不当获取税收利益，由此引发的法律定性问题，正是本文所要重点探讨的内容。

为确保税收优惠政策不被滥用，我国建立了以三单比对为核心的监管机制。所谓三单，即订单、支付单和物流单。根据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商财发〔2018〕486号）的规定，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须通过与海关联网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交易，能够实现交易、支付、物流电子信息三单比对；或未通过与海关联网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交易，但进出境快件运营人、邮政企业能够接受相关电商企业、支付企业的委托，承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向海关传输交易、支付等电子信息。海关总署发布《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8〕194号）进一步明确，跨境电商平台企业或境内代理人、支付企业、物流企业应当分别向海关传输交易、支付、物流等电子信息，并对数据真实性承担相应责任。

从监管逻辑来看，三单比对的核心功能在于确保交易的真实性。订单信息证明消费者的真实购买行为，支付信息证明资金的真实流转，物流信息证明货物的真实运输。只有三单信息一致、交叉验证通过，才能认定该笔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交易真实存在，进而适用税收优惠政策。反之，若三单信息不一致或存在伪造，则意味着交易真实性存疑，可能不具备享受税收优惠的法定条件。

伪造三单信息逃避海关监管的走私行为，在实践中呈现出多种形态，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刷单，实践争议较大的是推单。刷单在司法实践中已形成较为一致的有罪认定，而推单则因消费者真实下订、物流实际派送等特征，在罪与非罪的认定上存在分歧。鉴于此，下文将简要介绍刷单走私的行为特征，并重点围绕推单入罪的实践争议和辩护路径展开分析。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刷单走私主要具备以下特征：其一，三单全面造假。刷单的核心在于全面伪造订单、支付单、物流单信息，三者同步推送至海关系统，制造交易真实的假象。其二，货物化整为零进口后二次销售。刷单者将本应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货物拆分为大量小额订单，利用虚假的消费者身份信息享受税收优惠，货物入境后集中收取并二次销售牟利。

从实践来看，刷单走私的运作模式主要包括两种情形：第一种是先刷后卖，即走私者批量获取他人身份信息，组织刷手在跨境电商平台虚构订单并伪造支付、物流信息，将货物通过刷单申报进口后集中仓储，待有真实买家时再行销售。第二种是包税代理，即刷单组织者接受货主委托，将货主拟进口的货物通过刷单方式代为申报进口，从中收取佣金或赚取税款差价。上述两种模式的核心均在于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之名，行一般贸易进口之实，通过伪造三单信息偷逃应纳税款。

推单，又称引流或导流，是指消费者在未与海关联网的电商平台下单后，订单信息被引流至联网平台推送，匹配支付单和物流单后完成三单比对并申报进口的行为。若刷单是将本不存在的跨境电商订单制造出来，推单则是将不规范的订单规范起来，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推单具有三项核心特征：第一，存在真实的消费者和交易，消费者真实下订、支付，物流实际派送至消费者；第二，三单信息部分失真，实际交易平台与推送平台不符，但消费者身份和商品信息可能真实；第三，无二次销售，商品进口后由消费者自行处置。

与刷单已形成较为一致的有罪认定不同，推单的罪与非罪认定分歧显著。

主张推单构成走私犯罪的观点主要有以下理由：第一，推单违反了关于通过联网平台交易的核心监管要求，推送的三单信息与实际不符，系将一般贸易伪报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向海关传输虚假数据，逃避海关监管。第二，推单行为侵害海关监管秩序与国家税收双重法益，若造成实质税款流失，应纳入走私罪规制范围。第三，推单行为人明知订单信息并非产生于联网平台，仍将其伪装成合规信息推送，行为人主观上具备走私的犯罪故意。

主张推单不构成走私犯罪的观点则提出以下质疑：第一，欠缺规范依据。认定走私须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为前提，而跨境电商监管要求规定于规范性文件层级，将违反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升格为走私犯罪，缺乏法律依据。第二，行为人不具备主观故意。推单系将已有真实交易导入合规渠道，行为人主观目的在于纳入监管而非逃避监管。第三，不具备实质危害。推单中消费者真实、无二次销售、未造成税款流失，形式违规不宜等同于实质走私，以行政处罚为宜。

本文认为，推单行为是否构成走私犯罪，还应结合具体情节予以类型化判断；若仅是单纯的推单行为，不构成走私犯罪。核心判断标准在于，推单背后是否存在真实交易，以及是否存在低报价格、伪报品名等额外情节。若推单所推送的商品品名、规格、数量、价格等与真实交易完全一致，不存在低报价格、伪报品名等情形，则不宜认定为走私犯罪，其本质仍是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存在真实消费者，真实的消费行为。交易金额在单次及年度限值以内，实际占用消费者个人优惠额度，在此情形下，推单行为虽在通过海关联网平台交易这一程序性要求上存在瑕疵，但其核心交易要素真实，实质上并未形成伪报贸易性质，亦未造成国家税款流失，不具备走私罪的实质危害，可以行政处罚予以规制，不宜升格为刑事犯罪。反之，若推单过程中伴随低报价格、伪报品名、虚报数量等行为，或商品进口后被再次销售，则推单已超出程序违规的范畴，实质上构成了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纳税款的走私行为，应当纳入走私罪的规制范围。

这一观点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实务》中也有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在书中指出，对推单行为的定性不能一概而论，应从行为性质与危害后果两方面审慎判断。在消费者信息、商品价格等要素真实、不存在二次交易的情形下，即便订单并非在联网平台生成，交易模式本质上仍为B2C，与刷单等伪报贸易性质走私似难以类比。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指出，将平台是否联网作为能否享受税收优惠的决定性因素依据似不充分，并强调对跨境电商发展中的不规范行为，应秉持刑法谦抑原则，审慎入罪。

基于前文对推单行为定性的探讨，在推单可能涉嫌走私犯罪的案件中，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并构建相应的辩护路径。

刷单与推单虽均涉及三单异常，但二者存在根本差异，辩护中需基于事实层面与证据层面的认定予以区分，并构建相应的辩护路径。就事实层面而言，推单本质上存在货物从商家流向消费者的真实交易，而刷单系虚构原本不存在的交易关系。因此，在订单的真实性上，刷单的订单系批量冒用他人身份信息虚构，消费者从未实际下单；推单的订单则来源于消费者的真实购买行为，可重点审查消费者是否真实存在、是否确有购买意愿。其次，资金流向。刷单的支付通常由组织者统一操作或垫付回流，推单的资金则来源于真实消费者，应审查支付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及资金最终流向。最后，货物流向。刷单货物进口后由组织者集中收取并二次销售，推单货物则实际派送至消费者自用，可审查物流签收记录及是否存在二次销售证据。就证据层面而言，重点审查订单生成的IP地址、设备信息是否存在批量生成异常，消费者证人证言、物流派送记录、财务账册及聊天记录能否印证交易真实性。若在案证据显示订单真实、消费者真实、货物由消费者实际签收自用、无二次销售，则应认定为推单而非刷单。除前述提到的应重点关注的事实与证据外，最重要的是把握推单与刷单的不同本质，结合个案中具体的具体情形和细节进行分析。区分刷单与推单二者的性质，避免司法机关将推单与刷单混同处理，进而可争取出罪或从宽处理的空间。

走私犯罪系故意犯罪，主观故意的认定是推单案件罪与非罪的核心争点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2002〕139号）第五条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进出境货物、物品的应缴税额，或者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管理，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应认定为具有走私的主观故意。走私主观故意中的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从事的行为是走私行为，上述《走私意见》列举了六种可以认定为明知的具体情形，同时明确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认识因素上，需严格把握行为人是否明知所从事行为系走私。根据《走私意见》第五条，明知包括知道或应当知道。推单行为人对其操作是否违反海关监管规定可能存在认知模糊，加之现行规范未明确禁止推单，行为人是否明知或应知还应该结合具体证据予以印证。例如，结合行为人从业经历、行业惯例、是否受过行政处罚等因素综合判断，并审慎适用推定明知规则，避免以交易流程规避常规程序为由径行推定。意志因素上，需考察行为人是否希望或放任偷逃税款结果发生。在单纯的推单行为中，行为人通常系将真实交易导入监管渠道，对交易真实性并无隐瞒。推单仅涉及订单来源平台变更，交易要素真实、价格如实申报，则难以认定其具有偷逃税款的意志追求。推单主观故意的认定应结合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具体证据审慎判断，避免以推定替代实质审查。

对于非单纯的推单走私案件中，参与主体众多，涉及平台企业、支付企业、物流企业、境内代理人等多方角色。根据司法实践，主从犯的认定应根据走私犯罪多环节、跨区域的实际情况，结合各环节行为人的分工特点，根据其对犯罪所起作用的大小进行认定。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仅负责推单技术操作、订单信息导入、数据传输等辅助性工作的行为人，其在整个走私链条中处于执行末端，未参与犯意发起、货源组织及核心决策，所起作用显著轻微，可以此进行主从犯的区分争取从犯认定及相应的量刑从宽。

单纯的推单在交易真实、无二次销售情形下本质仍为B2C，与刷单具有本质区别，不能以伪报贸易性质的走私加以认定。推单的罪与非罪，应以交易真实性为核心标准，结合行为性质与危害后果两方面审慎判断，秉持刑法谦抑原则，避免将程序违规一概升格为刑事犯罪。辩护中应围绕行为类型差异化区分、主观故意认定及主从犯划分等多个方面构建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