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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决议内容不违法,就一定有效吗?——评一起公司决议纠纷案的裁判思路 | 发现原创

2026-11-1755

作者:张文




引言:一个被普遍误解的问题


《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实践中,不少大股东对此作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解读:只要决议的“字面内容”不违法——比如变更经营范围、决定对外投资,这些事项本身法律并不禁止——决议就当然有效,小股东最多只能拿程序瑕疵说事,在六十日内请求撤销。


这个理解是错的。张文律师最近代理的一起公司决议纠纷案,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给出了明确回答:多数股东滥用表决权优势,在少数股东无法获取决策关键信息、不能实质参与审议的情况下,推动作出明显偏离公司整体利益、损害少数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属于滥用股东权利,其决议内容违反《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强制性规定,应当依照第二十五条认定为无效。


换言之,决议“内容违法”中的“法”,不仅包括对某一经营事项的直接禁止性规定,也包括《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这一强制性规范。决议事项本身合法,并不能豁免对决议形成过程和决议背后权利行使方式的审查。



一、基本案情:67%对33%的两次“强行通关”


某公司有三名股东:小股东持股33%,两名大股东分别持股33%、34%。其中一名大股东担任执行董事、经理,长期把持公司经营;另一名大股东担任监事。


2026年上半年,在各方股东矛盾已彻底激化、相互之间存在多起诉讼(股权争议、股东知情权诉讼、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等)、公司治理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担任执行董事的大股东先后召集两次临时股东会: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将增值电信、互联网信息服务等新增为公司经营范围,并审议公司投入不超过2000万元(超过公司注册资本三倍)建设某跨界平台项目。会上,小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就2000万元投资的资金来源、公司现有资金数额、调研报告由哪家第三方机构制作等关系议案审查判断的基本问题进行质询,召集人大股东分别以“这是知情权的问题”“不一定要给你透露”为由拒绝披露。会议实质审议时间不足20分钟,两名大股东即以合计67%的表决权通过三项议案。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在小股东已就第一次会议决议提起确认无效之诉并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召集人大股东再次召集会议,审议经营范围变更、章程修正,以及授权其本人以数百万元余额、年息8%的融资成本为限决策公司融资等议案。会上小股东代理人宣读回函、发表反对意见时被打断,要求解释融资额度的确定依据亦被拒绝。两名大股东再次以67%的表决权强行通过相关议案。


小股东遂起诉,提出主位与备位相结合的诉讼请求:主位请求确认两次决议无效;备位请求(若主位不成立)撤销两次决议。



二、裁判要旨:资本多数决的正当性基础


法院的裁判理由层次分明,堪称“滥用股东权利型决议无效”审查的范本。判决书首先确立了一个一般性命题:


股东会资本多数决得以正当运行的基础,在于多数股东行使表决权时与公司整体利益保持一致,且少数股东能够获取必要信息、实质性参与审议。若多数股东利用表决权优势,在少数股东无法获取决策所需关键信息、不能实质参与议案审议的情形下,推动作出明显偏离公司利益,损害少数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属于股东权利滥用,相应决议内容应被认定为无效。


在此基础上,法院从三个维度展开审查:


第一,信息剥夺维度。 案涉投资金额巨大,远超公司注册资本,融资事项直接涉及公司负债结构的重大变化,属于对公司利益有重大影响的经营决策。公司现有资金状况、调研报告编制主体、融资额度的测算依据等,均系股东判断议案可行性、评估经营风险必不可少的基本信息。少数股东在对核心事实不了解的情形下参与表决,无论投反对票还是同意票,均是信息不对称状态下作出的意思表示,该表决结果难以认定为全体股东在充分知悉议案内容、评估相应风险后形成的真实意思。


第二,偏离公司整体利益维度。 公司自设立以来从事化工产品销售等业务,而决议拟投向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等领域,在业务属性、客户群体、供应链、监管要求等方面均与主营业务缺乏可验证的衔接关系;调研报告编制主体、核心数据来源、资金筹措方案等关键内容均未披露,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跨界重大投资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第三,利益冲突维度。 两名大股东另行设立了与本公司注册地址曾同一、经营范围重合、存在共同中标记录的同业公司,足以证明其与公司之间存在持续性的利益冲突。在此情形下,其以67%表决权推动与主业缺乏必要关联的跨界投资,且不披露关键信息,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其系立足于公司整体利益行使表决权。


综上,法院认定案涉两份决议属于滥用股东权利形成的决议,应属无效,并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判决确认两份决议无效。对于备位撤销诉请,法院明确:备位诉请以主位诉请不成立为适用前提,既已认定无效,不再审议是否可撤销——这也从程序上确认了诉的预备合并结构的合法性。



三、法理评析:滥用股东权利为何通向"无效"而非"撤销"


本案最值得探讨的,是法院在“决议无效”与“决议可撤销”之间的路径选择。按照通行的机械理解,《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仅指决议事项本身违法(如决议分配非法利益、决议从事禁止经营的业务),而大股东打压小股东、审议不充分之类的问题,似乎只能归入第二十六条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瑕疵,适用六十日除斥期间的撤销之诉。本案判决突破了这一机械理解,其法理逻辑可以拆解为三层:


(一)《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是强制性规范,而非宣示性条款


“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是道德倡导,而是具有强制效力的行为规范。股东会决议在本质上是大股东行使表决权的意思表示的集合,当表决权的行使方式本身构成滥用——以牺牲公司整体利益和少数股东利益为代价谋求控制股东私利——该决议即属于“内容违反法律”的决议。决议的“内容”不应被狭隘理解为纸面条款,而应包括决议所体现的权利行使内容:一份以滥用股东权利为实质内容的决议,即便议题本身中性,其内容同样触碰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二)资本多数决是“受约束的多数决”


判决书中“资本多数决得以正当运行的基础”这一表述,点出了公司民主的深层法理:多数决之所以正当,是因为法律推定多数股东的利益与公司整体利益在大方向上一致,且决议是在信息充分、自由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意思。一旦这两个前提被抽空——多数股东与公司存在利益冲突、少数股东被剥夺决策所需的基本信息和实质参与机会——多数决就异化为单纯的权力工具,其产物不再具有“公司意思”的正当性外观。此时认定决议无效,不是对资本多数决的否定,恰恰是对资本多数决正当性前提的维护。


(三)撤销制度不足以救济此类侵害


程序瑕疵撤销之诉有六十日除斥期间的严格限制,且撤销所针对的是“怎么开会”的形式问题。而滥用股东权利型决议的病灶在于“为什么这样表决”的实质问题:信息封锁、利益冲突、偏离公司利益。这些实质性恶害不会因程序重开而治愈,也不应因小股东六十日内未起诉而获得永久效力。将此类决议纳入无效范畴,使受害股东不受除斥期间限制、得随时请求确认无效,是实体正义的必然要求。


(四)请求权基础的思维转向:从民法思维回归公司法思维


最后,有必要坦诚地分享代理本案过程中的一次思路调整,因为这可能是同类案件代理律师最容易走入的误区。


最初考虑本案的请求权基础时,笔者的第一反应是沿用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思维:既然两名大股东另行设立同业竞争的公司、篡夺公司商业机会,又共同投赞成票通过损害公司利益的决议,是否可以按《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主张二人恶意串通、决议无效?


但深入推敲后,笔者认为这条路在公司决议纠纷中并不妥当,应当回到公司法自身的逻辑:


其一,决议不是合同,不能简单套用双方民事行为的规则。 恶意串通规则预设的结构是“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这是合同、双方行为的典型模型。而股东会决议是团体法上的多方行为,其效力形成机制是“资本多数决”这一组织法装置,而非意思表示的合致。多数股东各自的表决意思即使同向,也不是“通谋”,而是法律允许的各自独立行使表决权。用“恶意串通”评价共同投票,在概念上就把团体法行为降格成了双方行为,忽视了决议效力的组织法来源。


其二,“串通”的证明标准极高,且举证方向错误。 恶意串通的认定要求证明意思联络的存在,实践中几乎需要拿到通谋的直接证据。而本案真正的病灶不需要证明“二人商量过”——大股东与公司的持续性利益冲突、对关键信息的拒绝披露、决议内容与公司主业的脱节,都是外在可证的客观事实。把胜诉希望寄托在证明“串通”这种主观意思联络上,是自缚手脚。


其三,公司法已经提供了更贴切的规范供给。 《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禁止滥用股东权利条款、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的忠实勤勉义务条款,本身就是为“多数股东/管理者以合法形式损害公司利益”这一场景量身定制的强制性规范。决议内容系滥用股东权利的产物、违反忠实勤勉义务、背离公司整体利益——这就是“决议内容违反法律”的公司法表达,无须借道民法。本案的诉讼策略相应调整为:以滥用股东权利、违反忠实勤勉义务作为无效论证的主干,同业竞争、恶意串通的事实降级为证明“利益冲突”与“主观目的”的背景证据。



四、实务启示


对大股东、实控人而言: “表决权过半/过三分之二”不再是通关令牌。凡涉及公司重大经营方向、重大投资的议案,务必向全体股东充分披露决策所需的基本信息,保障异议股东质询和完整发表意见的机会;自身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等利益冲突的,更应主动回避或作出符合公司利益的充分说明。否则,决议做得越多,被确认无效的风险越大——本案中大股东甚至在第一份决议被诉后抢开第二次股东会“固化成果”,结果是两份决议被一并确认无效。


对小股东而言: 面对大股东的“强行通关”,救济路径不应局限于六十日的撤销之诉。应当:第一,会前书面回函表明异议、保留证据;第二,会上充分质询并对拒绝披露的过程固定证据(本案两次会议的完整录音及文字整理稿成为认定“信息剥夺”的关键证据);第三,围绕“信息被剥夺+决议偏离公司整体利益+多数股东存在利益冲突”三个要件组织证据链,主张决议因滥用股东权利而无效,不受除斥期间限制。


对诉讼策略而言: 本案“主位请求确认无效+备位请求撤销”的预备合并结构,经受了对方“诉请不明确”的攻击和法院的审查。无效与撤销两诉在性质、构成要件、法律后果上互不相同,指向同一决议,具有牵连性,依《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和《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可以合并审理;主位成立则备位无须审理,主位不成立则备位接续审查,能够有效避免救济落空。这一诉请结构值得在公司决议效力纠纷中推广运用。



结  语


股东会决议效力的边界,从来不在决议文本的字里行间,而在决议背后的权利行使是否正当。本案判决清晰地告诉市场:多数决不是多数人的“合法伤害权”,一份以信息封锁为手段、以利益冲突为背景、以偏离公司整体利益为结果的决议,即便每一个字都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会因其系滥用股东权利的产物而被确认无效。这是对公司治理中弱势一方的有力保护,更是对“资本多数决”制度本意的回归。


注:本文基于笔者代理的真实案件撰写,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股东、公司名称均已匿名化处理。本文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个案处理请咨询执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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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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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律师

发现律师事务所一级合伙人

张文律师,厦门大学法学硕士,公司治理与股权交易专委会主任。主要从事公司商事争议解决、企业法律顾问、强制执行。代理的股权转让纠纷、股东抽逃出资纠纷、公司人格否认纠纷,公司变更登记纠纷、公司清算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股东代表诉讼等公司法案件均取得了良好的判决结果。


张文律师执业以来,坚持实务经验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笔耕不辍,出版了公司法专业著作并发表了多篇论文和文章。例如2024 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公司人格否认案件裁判精要与办案指导》(30万字);论文《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制度的实践反思——基于 165 件案例的实证分析》(2022 年第十三届中国破产法论坛优秀论文征文三等奖);《管理人待履行合同选择权的行使现状及制度重构——基于100份租赁合同纠纷判决书的实证分析》(江苏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2025年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长期在《法律与生活》《经济观察报》《四川律师》《法治网》等权威期刊或媒体发表公司法实务类文章,将办案经验转化为理论成果,为行业实务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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