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某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一案——从主从犯及涉案金额的认定谈辩护路径 | 发现案例

2020年12月至2021年5月，被告人李某一通过“某某日本优品”等淘宝店铺，直播销售日本二手奢侈品，后伙同被告人李某二、曹某、袁某、刘某某以两种渠道走私入境并转寄买家。其一，2021年3月，李某一联系曹某、袁某，以伪报品名、数量、价格等方式通过EMS清关，偷逃税款504789.92元；其二，2021年9月，李某一联系刘某某，通过澳门“水客”将货物带至珠海，偷逃税款1187224.46元。案发后，涉案偷逃税款1692014.38元被冻结，曹某自认违法所得3万余元并退缴，五被告人均被取保候审，且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

1.曹某在共同犯罪中是否属于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

2.曹某的涉案金额应全额认定还是结合其作用、获利酌情认定；

3.曹某是否因系初犯、积极配合调查、认罪认罚等情节，符合从轻、减轻处罚条件。

根据卷宗证据及法律规定，本案以袁某为首的三人团伙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共同犯罪，但曹某在其中仅起次要、辅助作用，符合《刑法》第二十七条“从犯”的认定标准，具体理由如下：

1.团伙分工明确，曹某的行为仅为间接辅助性工作，非核心犯罪行为

某海关缉私局对袁某的讯问笔录明确记载：“我把做包裹清关的事告诉曹某、张某，让他们一起做，曹某和张某主要负责联系二手奢侈品商家接单，我负责向海关申报及收寄快递，曹某还负责记账和收款。”该供述清晰表明，袁某是团伙的发起者和核心主导者，掌控走私行为中最关键的“向海关申报”环节——此环节直接决定走私行为能否规避监管、实现偷逃税款的核心目的，属于实质犯罪行为。而曹某的工作内容仅为“联系商家接单、记账、收款”，均围绕业务记录与款项代收展开，未参与海关申报、货物运输等直接实施走私的核心环节，其行为对走私犯罪的完成仅起到辅助支撑作用，不具有决定性影响。

同时，张某的讯问笔录亦印证了上述分工：“曹某除自己拉客户外，还统计包清关业务的订单信息、盯单，后期帮袁某收取清关费。”两份关键笔录相互佐证，足以证实曹某在共同犯罪中的角色定位为“辅助者”，而非“主导者”或“核心实施者”，其行为的辅助属性具有充分证据支撑。

2.曹某在犯罪中作用轻微，实际获利远低于团伙约定，且无款项支配权

《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进一步明确，对从犯应综合其地位、作用从宽处罚，减少基准刑的20%-50%，犯罪较轻的减少基准刑50%以上或免除处罚。结合本案事实，曹某的作用与获利均符合从犯“从轻处罚”的条件：

一方面，从获利分配看，张某虽供述“袁某许诺与曹某平分获利”，但曹某的讯问笔录明确否认该约定，称“我和袁某无固定收益分配，袁某需要钱时让我转给他，金额由他定；张某提成30%，前期转袁某，因张某少转账，袁某让我记账、代收，后张某仍不实转账，我代收一个月后就不再参与，仍由袁某与张某对接”。该供述反映出三点关键事实：一是曹某与袁某无“平分获利”的固定约定；二是曹某仅代为记账、代收部分款项，无款项支配、分配的决定权；三是曹某的“代收工作”仅持续一个月，参与时间短。结合一般临时犯罪团伙的特征，此类“无固定分配、以主导者为核心”的利益模式，更符合客观实际，也足以证明曹某的实际获利远低于“平分”的虚假表述。

另一方面，从作用强度看，曹某的工作既不涉及走私的核心环节（海关申报），也不主导业务拓展（张某专职联系客户），仅为团伙提供“后勤辅助”，其行为对走私犯罪的“发起、实施、完成”均无决定性影响，作用显著轻于主犯袁某。

3.曹某的涉案金额不应全额认定，应结合其作用与获利合理确定

《刑法》第二十六条仅规定主犯（含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其他主犯）需按“全部罪行”或“参与、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但未规定从犯需承担与主犯相同的涉案金额。参考司法实践中的类似案例，如（2018）粤17刑终18号张雷、陈渊等人诈骗二审案、（2017）粤0106刑初138号许某某、林某某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法院均采纳“从犯涉案金额以定罪数额为前提，结合个人所得赃款合理认定”的裁判规则，避免“唯金额论”导致的量刑失衡。

具体到本案，袁某虽对《海关核定证明书》中“偷逃税款504789.92元”无异议，但该金额系袁某主导的全案涉案金额，不能直接等同于曹某的涉案金额。理由如下：一是曹某仅参与部分环节，未参与全案走私行为；二是曹某无固定获利，实际所得远低于主犯，若全额认定其涉案金额，将导致“责任与获利不匹配”，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三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量刑需区分主从犯责任，从犯的涉案金额认定应体现“差异化”，而非与主犯“一刀切”。因此，恳请贵院结合曹某的实际参与程度、获利情况，对其涉案金额进行区别认定，而非全额套用全案金额。

除从犯情节外，曹某还具备“到案后积极配合调查、受他人引诱教唆、自愿认罪认罚、系初犯无前科”等多项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具体如下：

1.到案后积极配合调查，羁押期间表现良好，符合法定从宽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十三条规定：“对于被告人在羁押期间表现好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量刑指导意见的理解与适用》进一步明确，“羁押期间表现好”的认定可依据看守所档案记录，只要行为人配合调查、如实供述，即可认定。本案中，曹某的配合行为有充分卷宗证据支撑：

一是主动提交关键证据，根据讯问笔录记载，民警要求曹某提供《发货总单》时，其当即表示“可以”，并通过微信将“今年最齐全的《发货总单》”发送给民警；二是自愿提供财务账目，民警询问是否愿意提供“某某日本优品”转来的“包清关费”账目时，曹某明确表示“愿意”，并当场登陆微信提取转账记录发送给办案民警。上述行为表明，曹某到案后无任何抗拒调查的行为，反而主动配合提取关键证据、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完全符合“羁押期间表现良好”的认定标准，依法可减少基准刑10%以下。

同时，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等五部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第十三条，检察机关应全面移送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证据，曹某的配合行为属于重要的从轻证据，恳请贵院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量。

2.受案外人曹某二引诱教唆参与犯罪，主观恶性较小，应酌定从轻

主观恶性是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本案中曹某参与犯罪的起因系“受他人引诱教唆”，而非主动发起或积极参与，其主观恶性显著低于主犯及主动犯罪者：

从卷宗供述看，曹某在回答“为何参与走私”时明确表示：“是曹某二，一开始曹某二说她手上有很多二手奢侈品行业资源，我和袁某如果做起来，不用自己找客户，她手上的客户够我们每个月挣不少钱”；张某的供述亦印证曹某二的教唆行为，其称“曹某二多次联系我与袁某，让我们了解从事清关业务，直到2020年12月中旬，袁某让我跟着做，我才参与”。上述供述表明，曹某二是本案走私行为的“教唆者”，在曹某、袁某、张某对“清关走私”无认知、无意愿时，多次主动劝说、承诺提供客户资源，诱导三人参与犯罪，其教唆行为是三人参与犯罪的重要诱因。

而曹某参与犯罪的主观动机，更多是“轻信朋友推荐、出于养家糊口目的”，且对行为的违法性存在认识错误——误认为此类“清关”行为仅为“违规”“打法律擦边球”，而非刑事犯罪。相较于主动组织、策划走私的袁某，以及长期参与业务对接的张某，曹某的主观恶性明显较小，属于“可教育、可改造”的对象，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酌定从轻处罚。

3.自愿认罪认罚，符合《刑事诉讼法》从宽处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该条款是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本案中曹某在侦查阶段即自愿认罪认罚，具体表现为：一是如实供述自己的工作内容、参与时间、获利情况，无任何隐瞒或翻供；二是承认公诉机关指控的“参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的犯罪事实，未提出异议；三是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处罚”，配合司法机关的侦查、审查起诉程序。上述行为完全符合“认罪认罚”的法定条件，依法可对其从宽处理。

4.系初犯、无前科，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从宽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三条规定：“对于初犯，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的动机、手段、情节、后果和犯罪时的主观状态，酌情予以从宽处罚。”本案中，曹某此前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系首次参与刑事犯罪，其犯罪动机并非“贪图巨额利润”或“主动违法”，而是“受引诱、为生计”，且在犯罪过程中仅起辅助作用，无任何暴力、胁迫等恶劣手段，犯罪情节较轻。从再犯风险看，曹某已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自愿接受处罚，再犯可能性较低，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适用情形，应酌情从宽。

综合全案事实与法律规定，辩护人认为：曹某在以袁某为首的走私共同犯罪中，仅系从犯，其行为为辅助性工作，作用轻微、获利较少，涉案金额应区别认定；同时，曹某具备“积极配合调查、受引诱教唆、认罪认罚、初犯”等多项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均较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亦强调，量刑应“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基于此，恳请贵院在审理本案时，充分考量曹某的从犯地位及各项从轻减轻情节，对其从轻量刑，既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也体现司法的温度，真正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刑事判决：

被告人曹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存法院账户）；扣押在案的曹某涉案手机等作案工具、违法品（丝巾、皮带、首饰、包等）依法予以没收；曹某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元予以没收；某海关缉私局冻结的李某一账户内1692014.38元用于补缴本案偷逃税款。

同案其他被告人：李某一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人民币一百六十五万元；李某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刘某某、袁某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在本案中，律师通过梳理全案被告人供述，论证曹某“仅承担辅助工作”的从犯地位；针对涉案金额，律师提出“不应全额归责从犯”的辩护观点，结合曹某仅获利3万余元的事实，建议法院在量刑时考量其个体责任，避免“罪责连带过重”；同时，律师列举曹某“积极配合调查、退赃退赔、认罪认罚、初犯”等情节，强化其悔罪态度的证明力。辩护律师全程围绕“从犯地位、情节轻微、悔罪表现好”展开专业辩护，且关键辩护意见均被法院采纳，最终使曹某得以从轻量刑，促使法院适用缓刑，实现“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罚目的。

同时，本案也警示市场主体：跨境货物进出境需遵守海关法规，切勿触碰“伪报清关”“水客走私”等违法红线。作为辩护律师，本案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梳理证据、精准定位从犯地位，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同时推动案件依法公正处理，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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