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微企业重整中绝对优先原则的突破与制度重塑——以《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为视角 | 发现原创

绝对优先原则（absolute priority rule）的内容可以用一句话说完：重整计划若未使某一顺位债权人获得全额清偿，其后的股东不得分得任何利益。这条规则写在各国重整制度的底层，鲜少被质疑。但把它适用于小微企业，往往得到一个荒谬的结果：企业的价值本来就在出资人身上，手艺、客户、经营判断，把出资人清理出局，重整客体也随之消失，债权人最终拿到的不过是清算残值。小微企业"人企合一"，出资人、经营者与核心生产要素三位一体，这是讨论一切特殊规则的起点。

我国中小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1]，其中占绝大多数的小微企业体量最小、抗风险能力也最弱。与之不匹配的是，现行重整程序按大中型企业设计，周期长、费用高、规则繁复，小微企业的资产规模常常撑不起一场"标准"重整。相当数量的企业因此直接转入清算，营业价值与就业岗位一并消灭。

2025年9月8日，《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共十六章二百一十六条，首次增设小微企业破产特别程序[2]。2026年8月25日至28日，第二十四次会议对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审议，会后文本公布并公开征求意见[3]：特别程序一章更名为"小型微型企业破产"（第十一章，第171条至第176条），条文重新编号，其中最受关注的出资人权益保留条款由一审稿第183条第2款调整为第176条第3款，内容未作改动。它第一次在立法层面为债权人未获全额清偿时保留原出资人的股权和控制权提供了实体规则。这一"开口子"的正当性何在、边界在哪里、需要什么配套，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除特别说明外，本文引用的《修订草案》条文均为二次审议稿文本。

先弄清这条原则凭什么成立，才能看清它在小微企业场景下从哪里失灵。

绝对优先原则不是成文法的发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13年在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Co. v. Boyd案中确立了它的近代形态[4]，1978年破产法典将其成文化于第1129条(b)(2)(B)[5]。支撑规则的是财产权逻辑：企业资不抵债时，经营风险实际由债权人承担，剩余索取权随之由股东移转于债权人——股东的自有投入已经亏光，继续参与分配等于用别人的钱下注。此外还有两层考量：优先顺位是缔约时风险定价的结果，重整不能事后改写契约秩序；听任股东以极小代价保留控制权，既诱发道德风险，也动摇重整融资市场的信心。

上述逻辑成立依赖若干前提，而小微企业恰恰在这些前提处松动。

第一，人力资本前提。大企业的价值沉淀在资产、品牌与组织里，小微企业的价值多半长在出资人个人身上。出资人一走，企业往往只剩空壳。北京一中院2022年出台全国首个《中小微企业快速重整工作办法（试行）》，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原则上采用债务人自行管理模式，并允许一定条件下保留原出资人权益[6]——其正当性前提，正是承认这类企业与出资人的经营能力、核心技术和市场资源高度关联。此时严格贯彻绝对优先原则，等于宣布重整对象不复存在。

第二，融资前提。绝对优先原则隐含着一个假设：企业可以被整体出售，或者外部投资人愿意注入新资本。小微企业两样都难——股权无人接盘，融资渠道狭窄，重整资金通常只能指望出资人本人，或继续投钱、提供个人担保，或用未来收入慢慢偿付。把出资人权益清零，这些选项同时归零。

第三，成本前提。信息披露、评估审计、债权审核、多组别表决，传统程序的固定开支对大企业不过是零头，对小微企业却可能吃掉重整价值的相当部分。重整在经济上先就不可行，遑论绝对优先。

第176条共三款：第一款确立债务人自行管理为原则，第二款卡死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期限，第三款安顿出资人权益。以下先核对条文原文，再评其突破与保守。

《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176条规定：

"适用本章规定进行重整的案件，由债务人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但是，有证据表明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将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适用本章规定进行重整的案件，应当自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重整之日起三个月内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对债务人继续经营具有重要价值的出资人，同意将债务人未来一定期限内的预期可支配收入用于偿还债务的，重整计划草案可以保留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和控制权。"[3]

对照一审稿第183条：条文由两款变三款，自行管理从"一般"升格为原则，仅在可能损害债权人利益时例外；出资人权益保留条款由第2款调整为第3款，内容一字未动。理解第3款的分量，先要看清现行法的处境。《企业破产法》第85条第2款规定，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第87条第2款第4项则规定，强制批准须满足"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或者出资人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7]。也就是说，经全体表决组一致同意而在重整中保留原出资人权益，现行法下并非不可能，但这只是合意的结果，法律并未为债权人未获全额清偿时的出资人权益保留提供实体规则；一旦有债权人反对而转入强制批准审查，保留原出资人权益的计划通常过不了"公平、公正"这一关。实践中的变通做法，或以和解程序绕开重整，或在清算中将企业变价出售给出资人本人，都属于制度外循环。

第3款的意义因此有三层。其一，它把保留的对象写明为"股权和控制权"——不只是剩余权益，还包括控制权，出资人重整后继续掌舵，这比学理上讨论的"权益保留"走得更远。其二，对价不是一次性注入的新价值，而是持续性的偿债承诺：出资人以未来一定期限的预期可支配收入偿债，换取留在牌桌上。这个门槛低得多，也符合小微出资人"有经营能力、无现金"的普遍状况。其三，它嵌在一套简易程序里：第171条限定适用范围并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具体标准，第172条允许指定个人管理人，第173条一般不设债权人委员会，第174条确立推定同意的表决机制，第175条允许少于三十日的债权申报期限。出资人权益保留不是孤立的实体例外，而是快速重整程序的组成部分，没有程序提速，未来收入偿债的时间价值无从体现。对照前文所说的三处困境：人力资本松动由"具有重要价值"要件回应，融资无门由"未来收入对价"回应（出资人不必掏出现金，拿未来的经营成果还债即可），成本过高则由这一整套程序降本规则回应。条文的结构是完整的，缺的只是骨架之下的血肉。

有论者以"从债权人中心主义走向利益相关者平衡"解读该条。这种解读只对了一半。条文自身的逻辑仍是对价交换：出资人拿出未来收入，债权人让渡优先顺位，换回的是比清算更高的清偿率，计算单位始终是债权人的清偿利益。保住就业、稳定供应商与税源等利益相关者的考量客观存在，但它们是立法的背景动机，不是条文的构成要件。把这一条说成立法理念的整体转向，既低估了条文的保守，也掩盖了真正需要论证的问题：未来收入承诺的现值，是否足以对价顺位上的牺牲。答案取决于测算规则，而这恰是草案没有给出的。

对照二次审议稿再看草案的空白，有的缩小了，有的还在原地[3]。先说缩小的：第115条第2款在强制批准条件中新设"至少有一组利益受损害的债权人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第六项），并保留普通债权不低于清算情景清偿比例的要求（第三项），债权人的两道底线进了一般规则；第116条赋予法院在强制批准程序中组织听证的权限；第106条第3款为连带个人债务人的重整计划设了五年执行期限的上限（清偿房屋抵押贷款的内容除外）。再说还在原地的：其一，"具有重要价值"仍无认定标准，何人判断、依何证据、可否推翻，均不明确；其二，预期可支配收入仍无测算规则，期限、口径、扣除项、波动调整全部留白，第106条的五年上限只及于连带个人债务人，对第176条第3款项下的出资人承诺期限并无约束力；其三，"同意"的效力与执行机制仍然缺失，出资人事后拒不履行或转移收入，保留的权益是否回转、计划是否失效，无从谈起；其四，第174条推定同意机制与权益保留叠加后，反对债权人依然缺少可依申请启动的对抗程序，第116条的听证系法院职权而非债权人权利。最后还有一个条文关系问题：第171条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规定，那么第176条第3款项下的权益保留，是否仍须通过第115条第2款第四项的"公平、公正"审查？特别条款与一般强制批准规则的关系，草案没有交代，而这恰恰决定第176条第3款是独立的通道，还是附条件的例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一审稿中的独任审理和六个月审结规则在二次审议稿中被删除，程序提速反而退了一步。

美国法为同一难题先后给出过两条线索，恰好分别对应国内实践探索与《修订草案》所选的路径。

美国法上，绝对优先原则并非铁板一块。第11章第1129条(b)(2)(B)(ii)给股东留了一个出口：只要其向企业投入"新价值"（new value），据此获得权益即不违反绝对优先原则[5]。判例为这个出口上了两道锁：Norwest Bank Worthington v. Ahlers案要求新价值对留存权益而言是"必要的"（necessary）且"合理等价的"（reasonably equivalent）[8]；Bank of America v. 203 North LaSalle案进一步要求新价值经过市场检验，股东不得凭排他性的内部人出价锁定权益[8]。新价值例外的软肋在估值：无形贡献折价几何，几乎必然扯皮。国内实践探索走的正是这条路——上海破产法庭《关于依法高效办理小微企业破产案件行动方案》引导出资人承诺继续投入资金、非货币资产、商业资源或专业能力，以换取部分或全部权益保留；最高人民法院法答网答问亦认可，在小微民营企业无外部投资人的场合，可依出资人的不可替代性、表决同意与贡献匹配适当保留股东权益[9]。

2019年《小企业重整法》在第11章增设子章V（Subchapter V），适用于债务限额以下的小企业：不设债权人委员会，只有债务人可以提出计划，程序大幅简化[10]。实体变化有两处。其一，第1192条对个人债务人不适用绝对优先原则，债务人（通常即小企业主）可以保留包括企业股权在内的财产，无须向债权人支付新价值[11]。其二，第1191(e)条援引第1129(e)条的预期可支配收入标准：债务人承诺将未来可支配收入用于清偿，计划即可在未满足绝对优先原则的情况下获得确认[12]。

对照之下，《修订草案》第176条第3款的"未来收入偿债＋股权保留"与子章V结构同构，但适用场景不同：子章V的绝对优先原则豁免仅适用于个人债务人（通常即小企业主）的个人债务清理，公司债务人仍受绝对优先原则约束；第176条第3款则直接处理企业程序中原出资人的权益安排。立法者把出资人保留权益的对价，从"新价值"改写为"预期可支配收入"，这是借鉴之后的再造，而非简单移植。

日本法可作旁证。《民事再生法》第221条以下为中小企业设特则，再生程序原则上由债务人自行管理并继续营业，程序从简[13]。可见"让经营者留下、把程序变轻"是各法域面对小企业困境的共同选择，分歧只在对债权人的补偿如何设计。由此可得三条启示：新价值例外的判例规制（必要性、合理等价、市场检验）可为"具有重要价值"的认定提供参照；预期可支配收入标准必须配套测算与动态调整规则，否则对价承诺只是空文；程序简化不能吞并债权人的最低保护，计划至少应获得一个受损债权人表决组的真实同意，这是美国法第1129条(a)(10)项的底线，也应是我们的底线[14]。

配套规则应当对着条文的空白处去：两项要件如何认定，程序上如何保障，债权人的底线设在哪里，以及与个人债务清理制度如何衔接。

"具有重要价值"宜类型化列举：出资人掌握核心技术、关键客户资源或不可替代的经营能力，企业存续对其具有依赖性。认定宜采听证方式，由管理人或债务人举证，债权人可以反证；具体可参照法答网提出的三项条件——企业存续必须且仅能依赖该股东、权益保留经债权人会议特别是普通债权组同意、保留份额与贡献相匹配[9]。

预期可支配收入需要一整套测算规则：期限以三至五年为宜并允许个案调整；收入口径应扣除必要生活费用与维持经营的合理再投入，并设负面清单防止收入隐匿；执行期内收入显著波动的，启动动态调整而非机械按期履行[15]。需要指出，二次审议稿第106条第3款已为连带个人债务人的重整计划设定五年执行期限上限，这一上限虽非为第176条第3款而设，却为出资人偿债承诺的期限设计提供了现成的立法参照。

出资人应申报个人财产与收入状况，作为计划可行性判断的基础文件。二次审议稿第116条已赋予法院在强制批准程序中组织听证的权限，但听证能否启动取决于法院裁量，建议明确反对债权人可依申请启动听证；法院对权益保留的审查应载明理由。管理人或独立监督人对偿债承诺的履行负持续监督职责。第174条的推定同意机制不宜适用于权益保留事项，涉及清偿顺位牺牲的重大处分，应回到真实表决。

四项底线规则中，两项已由二次审议稿第115条第2款部分落地：普通债权不低于清算情景的清偿比例（第三项，即最佳利益测试），以及至少一组利益受损害的债权人组通过（第六项）。但这两项位于一般强制批准规则之中，第176条第3款项下的权益保留是否受其约束，条文未明：若受约束，特别条款的独立性大打折扣；若不受约束，债权人在小微程序中的底线何在，必须另行回答。在此之外仍缺两项：保留份额与出资人贡献相匹配，法院可要求估值支持；承诺履行的执行机制，出资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的，保留的权益应回转用于分配，或由法院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

小微企业出资人为企业债务提供个人担保是常态。《修订草案》为此引入连带个人债务人债务清理制度，允许为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自然人股东依破产程序清理债务（二次审议稿第2条第3款）[16]。二次审议稿对这一制度的填充已相当具体：有未来可预期收入的连带个人债务人可以申请重整（第92条）；经破产清算的，法院应确定三至五年的监督考察期，考察期内新获财产除豁免财产外均用于清偿，债务人须按月申报收支并受行为限制，期满方可申请债务清理完毕的裁定（第167条）；对企业违法分配利润、财务造假等行为负有责任的，未清偿债务不得免除（第169条）[3]。两个制度指向同一批人，必须统筹：出资人未来收入先偿企业重整计划还是先偿个人担保债务，需要明确的顺位规则；第176条第3款项下的偿债承诺与第167条的监督考察期在期限、申报义务与收入归集上应当对齐，否则同一份未来收入会在两套程序里被重复主张；免责条件也应相互衔接，既防止出资人借双重程序获得双重宽免，也防止其因双重负担彻底丧失重整动力。深圳的个人破产立法与浙江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试点[17]，在此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从一审稿第183条到二次审议稿第176条，出资人权益保留条款挪了位置，内容一字未动——立法者用沉默表明了立场：这条路不退。草案的答案，以未来预期可支配收入偿债换取股权与控制权的保留，方向可取，但二次审议稿只是把这个骨架钉得更牢，血肉仍待填补："具有重要价值"的认定、可支配收入的测算、承诺的执行、反对债权人的救济、与个人债务清理制度的衔接，以及特别条款与一般强制批准规则的关系，都还是空白。这些空白若不补齐，条文在实践中的命运大概有两种：或者被法院从严把握而罕有适用，或者被宽松适用而倒逼立法回摆。后续审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小微企业适用标准和配套司法解释，正是填补的时机。小微企业的重整不需要慈悲，需要的是算得清账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