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青青
引 言
司法实践中，同一事实常同时引发刑民责任，“合同涉刑”尤为典型，如假借买卖合同诈骗、高管以单位名义签约后侵吞款项、合法借贷资金被用于非法活动等。此类案件中，刑民程序交织，合同效力成为争议焦点。
然而，实务中常将“行为构成犯罪”简单等同于“合同无效”，既混淆了刑民规范逻辑，也易损害交易安全与善意相对人权益。厘清刑事犯罪对合同效力的具体影响，对律师代理刑民交叉案件、评估风险及制定应对策略具有直接实务价值。
一、刑民分立：评价体系与立法宗旨的根本差异
刑法与民法虽同属法律体系，但在立法宗旨、调整对象与评价标准上存在本质区别。
刑法以“惩罚犯罪、保护法益”为核心，聚焦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判断其是否符合特定罪名的构成要件。一旦行为构成犯罪，即应承担刑事责任。
民法则以“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与人身关系”为基本任务，强调意思自治、诚实信用与交易安全。合同是平等主体依自愿、公平原则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其成立需经要约、承诺乃至履行等环节。法院在判断合同效力时，关注的是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自由、内容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而非行为人是否涉刑。
以合同诈骗罪为例：刑事审查聚焦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并造成财产损失，评价其是否应受刑罚；民法则关注契约行为是否体现当事人真实合意，是否应赋予私法效力。概言之，刑法评价缔约手段的刑事违法性，民法判断缔约结果（即合同）的民事效力。
二、合同效力应依民法独立判断
“合同当然无效说”曾长期主导理论与实务。然而，即便同一行为已被刑事司法认定为犯罪，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仍须回归《民法典》规范体系独立判断。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吴国军案”中，法院指出，借款行为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并不必然导致借款合同无效，效力认定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亦在其调研报告中强调，即便同一事实已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犯罪，合同效力亦不宜一概而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13条明确规定：“借款人或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已被生效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该条确立了“刑民责任区分”与“合同效力独立判断”原则，为处理此类交叉问题提供了基本指引。
三、合同效力的民法判断路径：回归规范本体
刑法与民法虽各自规制行为，但均未就刑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作出直接规定。刑法规范难以作为民事合同效力的判断依据，合同效力只能以民法规范为直接准绳。鉴于合同效力形态多元、罪名类型繁杂，且不同犯罪对合同影响各异，涉刑合同可能有效，也可能存在效力瑕疵。
《民法典》将合同效力规则由原《合同法》整合至“总则编”第六章，基本延续《民法总则》规定，并作出三项重要调整：一是删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及“欺诈、胁迫损害国家利益”作为无效事由；二是新增“虚假的意思表示”为无效情形；三是将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统一纳入可撤销合同范畴。
根据《民法典》第144–154条，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包括：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44条）；
虚假的意思表示（第146条）；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153条第1款）；
违背公序良俗（第153条第2款）；
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第154条）。
此外，第147–151条规定了因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显失公平等情形下的可撤销合同制度。
在涉刑合同案件中，第153条（尤其是第2款“违背公序良俗”）与第146条（通谋虚伪表示）最为常用。但需注意，并非所有犯罪行为均必然导致合同违背公序良俗。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指出：犯罪行为虽具违法性，但若未实质性影响合同意思表示的核心环节（如缔约目的、内容或方式），则不应仅因存在犯罪行为而否定合同效力。
换言之，民法对合同效力的判断，应紧扣该法律行为本身是否合法有效，而非将行为人因其他违法犯罪所获的整体可责性，直接移植至民事评价。
四、涉刑合同效力的判断框架：目的—阶段—主体三要素
对涉刑合同效力的判断，应摒弃“一刀切”思维，构建一个由合同目的定性、行为阶段定位、责任主体归责组成的三层分析框架。
（一）目的定性：合同目的与犯罪行为的关系
判断涉刑合同效力的逻辑起点，在于考察合同目的与犯罪行为的内在关联。司法实践中通常区分以下四种情形：
1.合同内容本身即构成犯罪
如买卖毒品、枪支、人口或伪造货币等，其标的直接违反刑法禁止性规定，合同目的非法，应依《民法典》第153条认定为无效。
2.合同系实施犯罪的工具
如虚构投资项目诱签“投资协议”以骗取资金。此时合同虽形式合法，但缺乏真实交易意图，可能构成第146条的“通谋虚伪表示”（表面行为无效）；即便不构成通谋，因其目的严重背离公序良俗，亦可依第153条第2款认定无效。
3.犯罪与合同仅有间接关联
如公司高管以单位名义签订合法购销合同后侵吞款项，构成职务侵占罪。因合同目的合法、内容合规，且相对方善意无过失，犯罪行为发生于履行阶段，不影响合同效力。单位仍应依约承担责任，损失可向行为人追偿。
4.利用合同结果实施犯罪
如通过合法房屋买卖取得款项后用于洗钱。只要缔约时意思真实、目的合法，后续资金用途违法不具溯及力，合同应认定为有效，犯罪行为另行追究。
（二）阶段定位：犯罪行为发生的时间节点
犯罪行为介入合同关系的时间，直接影响效力判断：
订立阶段（如欺诈、胁迫）：破坏意思表示真实性，构成《民法典》第148条（欺诈）或第150条（胁迫）规定的可撤销事由，赋予受害方撤销权。
履行阶段或之后（如履约后侵占、挪用）：合同已有效成立，后续犯罪属权利滥用或独立侵权行为，一般不否定合同效力，仅引发违约、侵权或追赃问题。
此区分体现民法对既成交易秩序的尊重，避免因事后违法行为动摇前端民事关系。
（三）主体归责：责任主体分离时的法律适用
当“犯罪行为人”与“合同当事人”不一致时，需借助民法代理规则确定责任归属：
1.若二者同一（如自然人个人诈骗），责任主体清晰，刑民责任可分别追究。
2.若二者分离（如员工以公司名义签约后犯罪），则需判断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
《民法典》第170条规定，法人对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承担责任；第172条规定，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表见代理成立，法律后果由单位承担。因此，即便行为人构成犯罪，只要符合职务外观或表见代理要件，单位仍可能承担合同责任。该规则既保护交易安全，亦倒逼单位加强内部风控。
综上，涉刑合同效力的审查，是以“合同目的”为原点、“行为阶段”为纵深、“责任主体”为落点的系统性判断过程。
结 语
刑事犯罪与合同效力的关系，绝非“一罪否全”的简单逻辑。刑法的否定评价不必然传导至民法领域。民法应坚守其独立价值——保护交易安全、维护意思自治、区分善意与恶意。唯有在尊重刑民分立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合同目的、行为阶段与责任主体等要素进行精细化判断，方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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