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柯含
引 言 “全额退保，不成功不收费”“专业代理退费，一个电话让机构乖乖退款”——此类广告在短视频平台大量涌现，其背后是名为法律咨询公司实为非法中介的机构，通过批量发起恶意投诉向金融机构施压，攫取退费金额15%至50%的高额佣金。据《中国金融黑灰产治理研究报告（2025）》，金融黑灰产市场规模已从2023年的1680亿元膨胀至约2800亿元。2025年6月至11月，公安部会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首次部署集群打击，立案查处案件1500余起，打掉团伙200余个，涉案金额近300亿元；2026年4月，两部门再次联合部署新一轮打击，将代理维权明确纳入重点。 代理维权现象最具法律迷惑性的地方在于：它披着消费者行使其法定权利的外衣，却实为产业化敲诈。为此，有必要回答三个递进的问题：现行罪名框架能否充分评价这类行为？刑民之间的界限究竟划在哪里？现有治理逻辑是否存在结构性偏差？ 一、法律定性：代理维权行为的多重违法性分析 1.1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罪的成立需满足三要件：其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即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前置法；其二，实施出售、提供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其三，达到情节严重的入罪标准。代理维权产业中，个人信息的流转贯穿全链条——获客环节的敏感信息采集、运营环节的批量数据交换、与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勾结获取数据库，均可能构成本罪。 此处值得深入思考的是本罪在代理维权语境中的功能定位。司法实践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往往被视为手段性罪名——其惩罚的是信息流转环节本身，而代理维权的核心危害在于后续的敲诈或诈骗行为。然而，从办案策略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恰恰是最易固证、最易入罪的突破口。这一以轻罪切入、以重罪收网的路径，折射出我国刑事立法对新型产业化犯罪重结果、轻链条的规制缺陷——对信息流转这一上游环节的惩治，本应独立承担阻断黑产滋生的功能，却往往被降格为追诉下游犯罪的跳板。 1.2 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的区分适用 两罪区分的关键在于被害人处分财产的原因——是恐惧还是认识错误。 敲诈勒索罪的构成核心在于“以恶害相通告”，即行为人以将实施不利后果相威胁，使对方产生恐惧而交付财物。适用本罪须重点论证恶意投诉能否构成胁迫手段。笔者的观点是：投诉权之行使本属合法权利，但若行为人将行使投诉权异化为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以“组织批量投诉”“网络曝光”“向监管举报”相要挟，要求金融机构支付不应支付的退费——则投诉权之行使已丧失权利行使的正当性基础，转化为恶害相通告的胁迫手段。此处恶害不以非法为必要，即便所通告的投诉行为本身具有形式合法性，若以此作为勒索财物的筹码，亦不影响本罪成立。被害机构处分财物的直接原因，在于对商誉损害、监管处罚、投诉率考核等不利后果的恐惧，而非对事实的错误认识。 这里有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合法手段与非法目的的组合，在敲诈勒索罪的认定中是否充分？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单纯从文义看，以合法手段相要挟索取财物，在传统刑法理论中存在争议。但代理维权场景的特殊性在于，组织批量投诉已非个体行使投诉权的自然延伸，而是产业化运作下的施压工具——其批量性、组织性、模板化特征，使该行为在客观上已脱离权利行使的正当范畴，进入工具化胁迫的领域。这一判断，为敲诈勒索罪的适用提供了法理正当性。 诈骗罪的构成核心在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在代理维权场景中存在两种典型形态：其一，代维机构以专业律师、内部渠道等虚假身份和承诺骗取客户预付费用——被害人是客户，处分财产源于被虚构的专业能力所误导；其二，代维机构与客户合谋虚构投诉理由、伪造证据，骗取金融机构退费——被害人是金融机构，客户与代维机构构成诈骗罪共犯。 复合行为的定性。两罪并非互斥。若行为人同时实施欺骗与胁迫手段，应综合考察被害人处分财产的主要原因认定罪名。代理维权产业多呈现先骗后诈或骗讹交织的复合特征——先以全额退费话术骗取客户委托（诈骗），再以批量投诉向机构施压（敲诈）。从辩护与指控的实务策略看，准确识别行为链条中每一环节的性质，直接决定罪名的选择与刑罚的轻重。 1.3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代维机构指导或代客户编造投诉理由、伪造聊天记录或宣传截图，可能构成本罪。 本罪的适用存在一个值得深挖的证明难题：伪造证据罪的成立以帮助为前提，但代维机构往往辩称其仅提供咨询建议，客户是自愿使用模板投诉。换言之，指导伪造与合法建议之间的边界极难划清。笔者认为，应引入实质性参与标准——若代维机构不仅提供话术模板，还直接代客户制作投诉材料、编造交易记录、伪造截图，则应认定为实质性的帮助伪造行为；若仅提供一般性维权建议，则不宜入罪。这一标准的提出，既为打击黑产保留了空间，也避免了将正常法律咨询服务误伤入罪。 此外，若伪造证据之目的是骗取金融机构退费，则帮助伪造证据行为与诈骗行为存在手段与目的的牵连关系，通常从一重罪处断。 1.4 职务侵占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金融机构内部人员与代维机构勾结是代理维权黑产精准打击特定机构的关键环节，存在三种行为模式：其一，内部人员利用退费审批、资金划转等职务权限违规操作，套取公司资金与代维机构分成——符合职务侵占罪构成要件；其二，内部人员利用知悉的客户信息离职后携带名单另起炉灶——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若在职期间违规套取资金则同时触犯职务侵占罪；其三，内部人员收受贿赂为代维机构开通后台数据权限、批量导出客户信息——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数罪并罚。 这里笔者想特别指出一个制度性反思：内外勾结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源在于金融机构内控体系对数据资产的保护力度远远落后于对资金资产的保护。资金出入有严格的审批与审计，而客户数据的访问、导出、传递往往缺乏同等的刚性管控。这导致“内鬼”窃取数据的违法成本极低、发现概率极低。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击内外勾结，与其寄望于刑法威慑，不如首先从金融机构数据治理的内控短板入手。 二、刑民边界：罪与非罪的辨析 2.1 委托合同效力 客户与代维机构签订的委托合同，其效力存在重大瑕疵，可从三个维度论证：其一，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代维机构以恶意投诉、伪造证据等违法手段作为服务的核心内容，委托标的本身具有不法性，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自始无效；其二，依据第一百五十四条，客户与代维机构合谋虚构投诉事由、共同向金融机构施压，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无效；其三，依据第四百九十七条，代维合同普遍存在和解、撤诉均视为完成代理义务、赋予代维方直接从退费中扣划服务费等格式条款，实质免除代维方核心履约义务、将商业风险完全转嫁给客户，该格式条款无效。 对客户而言，合同无效后可依不当得利请求返还费用，但若其对代维行为的违法性知情或应知，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应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可能无法全额追回。这一结果颇具警示意义：维权的消费者一旦委托了黑产，其不仅无法挽回损失，反而可能因过错分担而自担风险，甚至面临共同侵权乃至共犯追责。这正是代理维权悖论最直接的体现。 2.2 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限 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核心标准有三：一是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民事欺诈中行为人无非法占有故意，仅以欺诈手段促成交易；刑事诈骗中行为人自始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可依据履约能力、资金去向、事后是否积极返还等综合判断；二是欺诈行为的实质内容——民事欺诈仅涉及交易条件的虚假陈述，交易本身真实存在；刑事诈骗往往虚构交易本身或核心环节；三是损失的现实性——民事欺诈中对方通常获得对价，刑事诈骗中对方往往在无对价或对价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处分财产。 此处的关键不在于标准本身，而在于如何落实到代理维权场景。笔者的判断是：若代维机构确实开展了部分代理投诉活动、有真实履约行为，成功率承诺不实现，应认定为民事违约或欺诈；但若代维机构虚构律师身份、编造内部渠道、以根本不存在的服务骗取费用后既不实质服务亦不退还，资金被挥霍转移，则应认定为刑事诈骗。实践中，大量代维机构在收款后仅做象征性投诉，这种形式履约游离于两罪之间，恰恰是行刑边界最模糊的地带。 2.3 正当维权与恶意维权的边界 判断代理维权行为是否跨越刑民边界，可从三方面把握：一是目的正当性。真实维权诉求与事实基本相符，黑产诉求往往凭空捏造；二是手段合法性。合法维权依靠证据和正当程序，黑产大量采用伪造材料、批量投诉、恶意施压等不正当手段；三是委托关系真实性。真实维权由消费者本人主导、知情和控制，黑产以格式合同、批量话术主导客户。 从证据角度，判断正当与恶意的关键指标包括：投诉文本是否高度雷同、投诉数量是否异常集中、投诉人身份是否真实、诉求是否与真实交易相符、代维方是否收取退费比例佣金、是否伪造授权委托书等。这些指标单独看均不具决定性，但综合判断时可以形成较强的指向性。 三、治理困境与制度回应 当前打击代理维权黑灰产面临四难：一是法律定性难。灰色地带行为缺乏直接对应罪名，以信用卡反催收为例，刑法中无专门罪名，只能依赖传统罪名间接规制；二是取证固证难。金融机构不具备侦查权，损失体现为被迫支付的超额退费、合规成本、商誉损害等间接损失，难以量化，向公安报案时难以满足立案审查要求；三是行刑衔接难。黑产链路跨域运作，信息在A省购买、话务在B省呼出、公司在C省注册，缺乏统一线索池与证据互认，案件常因单笔退费未达刑标被推回民事；四是投诉甄别难。2026年二季度证券公司接收客户投诉9610件，同比增长80.2%，大量重复、虚构投诉占用行政资源，真正遭遇销售误导的散户反而被排队稀释。 笔者认为，现有治理逻辑存在一个结构性偏差：过度依赖刑事打击这一末端工具，而忽视了中间环节的制度供给。具体而言，三条路径值得探索： 其一，推动专项立法的“中间态”回应。在不修改刑法的前提下，可由金融监管总局会同两高、公安部制定《金融消费投诉正当性与恶意性认定指引》，以正向清单和负向清单明确正当维权与恶意维权的边界，将是否收取退费比例佣金、投诉文本是否高度雷同、是否伪造授权委托书等作为认定恶意投诉的核心指标——这是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制度供给。 其二，建立跨部门数据互认的“线索池”。打通金融监管投诉数据、公安经侦案件数据、市场监管企业注册数据，对同一代理人出现在超过N家机构、法律咨询公司高频收到金融投诉等特征自动告警。当单笔退费未达刑标时，通过数据聚类形成批量化的立案依据，破解单案过轻、集群够罪的定性困境。 其三，重构投诉考核的“甄别分流”机制。将疑似代理维权投诉从金融机构正常投诉率考核中剔除，防止花钱买静默的反向激励——这一机制不仅能缓解机构的应对压力，更能从根本上压缩黑产的生存空间，因为黑产的获利逻辑正是建立在投诉压力—机构妥协的因果链条之上。 结 语 代理维权黑灰产折射出金融市场快速发展中的制度落差——正当维权渠道不畅，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法律定性滞后，给了灰色地带生长空间。律师作为法律实践者，既要看见个案中的法理边界，也要看见制度完善的前行方向。 从刑事法律适用看，代理维权行为可触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敲诈勒索罪、诈骗罪、帮助伪造证据罪、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多重罪名，其法律定性的关键在于穿透“维权”外衣，准确识别行为链条中每一环节的违法性。从刑民边界看，正当维权与恶意维权的判断标准在于目的正当性、手段合法性与委托关系真实性，而非单纯的行为外观。 而在笔者看来，治理这类黑产最根本的出路，不在于刑法的持续加码，而在于压缩黑产赖以存活的制度缝隙——当合法维权通道足够畅通、投诉甄别机制足够灵敏、数据保护足够刚性时，代理维权便失去了存在的市场基础。唯有在法律定性与制度供给上同步发力，才能真正实现让造假者付出代价、让维权者获得正义、让黑产者无所遁形的法治目标。 声 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得视为发现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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