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总涉案超百亿，法院最终认定其名下69名客户投资金额达6449万余元，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特别巨大”。
黑镜刑事团队甘哲楚律师介入后，从审查逮捕阶段到一审判决阶段持续开展辩护工作，案件先后取得两个关键结果：在检察机关曾提出需按照工资单记载金额的70%退赃才考虑取保的情况下，L某最终仅退缴50万元即成功实现取保；进入一审后，又进一步争取到缓刑。
最终，法院判处L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同案另一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L某不仅避免了实际羁押服刑，罚金亦仅为同案被告的一半。
本案承办律师
这是甘哲楚律师办理的又一起取得缓刑结果的经济犯罪案件。甘哲楚律师专注于刑事业务领域，十多年来深耕刑事法律服务，在经济犯罪领域、职务犯罪领域，办理了大量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成绩卓著。
01｜案件背景
FAXIAN
L某大学所学专业为临床医学。毕业后，其进入四川某养老服务公司工作。该公司对外经营康养、养老、旅游等业务，并通过销售礼包、理财投资产品等方式吸收社会公众资金。
L某入职后系公司基层业务人员。根据其陈述，其并非公司管理人员，也没有参与公司经营模式、融资政策以及投资产品的设计，其工作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对公司分配客户进行维护，包括陪同客户旅游、看望生病客户、向客户配送公司赠送的瓜果蔬菜等。
辩护人介入后认为：L某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管理人员以及核心销售人员在地位、作用、主观认知上存在明显差异，不能因为其系公司员工、名下登记有大量客户，就简单按照公司非法集资整体责任对其进行评价。
一审辩护意见中，甘哲楚律师亦重点提出：L某主要从事售后客户维护工作，对销售业务参与程度较低；其系临床医学专业毕业，进入一家表面证照齐全、以康养产业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工作，对于公司经营活动背后存在刑事违法行为的认识能力有限。
02｜争议焦点
FAXIAN
本案的涉案金额并不低。
法院最终认定，L某名下共有69名客户，投资金额合计6449万余元，其中客户实际交款3225万余元，转续投及抵扣金额3223万余元；法院最终认定L某获取提成831024.68元。
也就是说，从案件数字来看，这绝不是一起通常意义上的“小额非吸案件”。更为关键的是，在案件前期，办案机关根据公司工资表、提成表等材料，曾按90余万元评价L某的相关收入；而L某始终表示，自己在公司工作期间实际取得的全部收入只有约50万元，远没有工资单上记载的那么多。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额？据L某陈述，公司以“工资保密”为由，在员工领取现金并签字时会将工资条上的具体金额遮挡，员工只能在指定位置签名；案件中其他员工亦反映存在类似情况。因此，辩护人提出：工资表上的签字金额，并不能当然等同于L某实际取得的违法所得。
在审查逮捕阶段提交的法律意见中，甘哲楚律师即明确提出，L某银行卡收入及现金收入累计约50万元，与办案机关依据工资表认定的90余万元存在明显差异，应当进一步核实，而不能简单以工资表上的签字金额作为退赃依据。
03｜案件转折：退赃“未达标”，实现取保
FAXIAN
在审查逮捕阶段的办案沟通中，检察机关曾提出，需按照工资单记载金额的70%退赃，才考虑对L某取保。
对此，辩护人没有简单接受工资单金额，而是持续围绕实际获利情况、L某的自首、从犯地位、无前科劣迹、身体疾病以及较低的人身危险性提交法律意见。
与此同时，L某及其家属通过向多名亲属借款以及银行贷款等方式，艰难筹集50万元退赃款。
最终，在未达到“工资单金额70%”退赃标准的情况下，L某仅退缴50万元即成功实现取保候审。
04｜辩护思路
FAXIAN
进入审判阶段后，本案的核心问题转变为：在涉案金额已经达到“数额特别巨大”的情况下，能否进一步争取缓刑。
甘哲楚律师重点提出，L某系公司普通基层业务员，在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较小；其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具有自首情节；同时积极筹措50万元退赃，且无犯罪前科、人身危险性较低，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法院最终采纳了其中多项量刑意见，认定L某系从犯、自首，并结合其退赃情况予以从宽处罚。
05｜最终结果
FAXIAN
最终，L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10万元；同案另一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0万元。
一个实刑，一个缓刑；罚金相差一倍。
06｜博弈之道
FAXIAN
从审查逮捕阶段仅退50万元即成功取保，到一审面对“数额特别巨大”的指控最终取得判三缓四的结果，本案两个阶段的核心辩护目标均得以实现。
本案的价值，不只在于最终获得缓刑，更在于辩护并未把“退赃”简单理解为一场金额竞赛。当办案机关以工资表记载金额设置退赃尺度时，辩护的关键，是先对实际获利数额提出证据层面的审查意见，再将从犯、自首、退赃、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组合起来，推动强制措施变更；进入审判阶段后，再以已经形成的非羁押状态和完整量刑情节，持续争取缓刑适用。
刑事辩护中的“博弈”，从来不只是对一个数字的争执，而是对责任边界、证据标准与量刑条件的校准。
蜀ICP备：17000577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