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刑辩 || 再审否定未成年人身份是否应加重被告人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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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被告人于2019年因涉嫌盗窃罪被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鉴于被告人系黑户，文盲，从未见过自己父母，不知自己出生年月，故而侦查机关依法委托相应鉴定机构对被告人年龄作出鉴定。鉴定机构最终作出《骨龄鉴定报告》：经骨龄鉴定，被告人作案时十六周岁零三个月。
人民法院根据《骨龄鉴定报告》认定：被告人犯罪时系未成年人；同时支持人民检察院因“其系无人监管、无固定居所的未成年人”，故不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判处被告人犯盗窃罪，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人民法院根据被告人父亲的陈述，认定原审被告人犯罪时的实际年龄为21周岁，故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委员会于2021年作出再审决定，对本案发起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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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焦点
人民法院发现原审判决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的案件，原审被告人是否应该被增加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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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目标
接手案件后，辩护人认为，本案存在以下问题：1、原审“骨龄鉴定报告”的证明力；2、原审“盗窃价格认定报告”的证明力；3、本案从程序上能否有所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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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过程
阅卷后，我第一时间约见了检察官，综合案件情节，提出了：首先，原审认定被告人犯罪年龄的依据是“骨龄鉴定报告”，这是由于被告人自身以外的原因而导致其年龄被鉴定错误；
其次，原审检察院建议量刑不适用缓刑的原则就是：被告人系无人监管、无固定居所的未成年人，故而不建议适用缓刑。但如若当初“骨龄鉴定”认定其系成年人，那么在量刑方面是否就可适用缓刑；
再者，本案被告人盗窃的电动车发票价格为1800元，为何原审“价格认定报告”中认定三个电瓶价格高达2100余元，故辩护人对原审“价格认定报告”的证明力存疑；
最后，鉴于被告人早已服刑完毕，且本案不是检察院抗诉而再审的，根据法律规定，不可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但检察官对于辩护人的以上意见，称被告人犯罪时候系成年人，但原审量刑建议是在认定其系“未成年人”的基础上提出的；且在原审中被告人和辩护人对“价格认定报告”无异议，故而坚持在量刑建议上增加三个月。案件的发展，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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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意见被采纳
辩护人通过多次会见得知，再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身份信息错误”的证据系找到了被告人的父亲，但辩护人并未查阅到被告人与其父亲的DNA鉴定报告。
得知这一消息后，辩护人多次找到承办检察官，希望可以查阅DNA鉴定报告，但检察院均以“与本案无关，涉及其他案件，不允许查阅”为由拒绝。
辩护人无奈之下从“法律意见书”“法律分析”入手，从以下几方面多次向检察院和法院递交法律文书：
首先，仅仅依据被告人父亲的“印象、记忆”就认定被告人出生年月日系其父亲所陈述的出生年月日，不符合《民法总则》第十五条：“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 之规定；
再者，“被告人父亲的印象、记忆”的此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力等均有待查实，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之规定；
再次，虽然被告人在一审中对于“盗窃电瓶车的价格认定”无异议，但鉴于其文盲的客观事实，其并不知道此“价格认定”意味着什么，同时，“盗窃电瓶车的价格认定”不符合证据逻辑，原审法院也未要求鉴定人员作出相关解释；
最后，本案系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再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具体规定》第八条：“除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原审上诉人）的刑罚。”之规定可知，也不应当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最终，在辩护人向人民法院的不懈努力之下，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终被人民法院采纳，人民法院依法裁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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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刑罚的功能不仅仅在于严惩和改造犯罪对象，而是控制和预防和消灭犯罪行为。在某种程度而言，预防比严惩更重要。一个好的判决，不是一味追求惩恶，更要扬善；不是一味追究重刑，更要宽严相济；不是一味强调苛责，更要给犯罪对象以重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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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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